人为无定性之自由体，且不论以所谓定性的才来衡量人是否可能，就是这个“才”的指标也不一而足。以宋代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官制度，在正奏名之外所开的特奏名、奏荫的缺口，其以虚假的考核、虚拟的名位所网罗的各类人，考试种类的增多，取士数量的增加，入仕的自由选择性大了，但考试科目的官君王选的是“才”，而非“人”。
中国之科举至宋代臻于完备，可宋代的科举也真是个怪胎，同样也涉及到了这个根本性难题。一方面选拔雄才大略之士之多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同时也造就了积弱政治与军事，且科举考试的扩大，再加上“恩荫”和凭年资叙迁的“磨勘”，使宋代的官吏队伍急剧膨胀，以致宰相宋痒哀叹：“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
不少人说中国的文官制度如何开了世界先河，其实它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大相径庭。自由政治是希腊传统，也是士大夫们治国善国的理想，恐怕士大夫自身也没有自觉意识。但中国皇权那肯定是不可容忍的，并且皇帝和大臣总在怀疑这种哼哼唧唧赋诗量“人”之“才”的可靠性，是否有补于政事，这种形式亦屡为人诟病，所以能否选出人才还得看皇上的心情...
争论之余，赵柽的新班子也知道，要想推行新政也需要一批可靠的人。当年王安石就是急于求成，用所非人，导致政策到基层走了样，为了完成指标。不分贫富，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搞得天怒人怨，被人抓住了把柄，结果是功败垂成。
现在王爷在路学中悄悄培养一批人，这些人熟知政策，且术有专攻，且经过跟随大军西征。取得了治理地方的实践经验。且这些人出身多为草根，懂得民间疾苦，了解民情，担任基层工作正合适。缺乏的只是个功名而已。将这些人以举荐的形式放到基层任职推行新政，加上他们在上面指导，应该是令人放心的，起码不会出现乱搞的现象发生。
如今人事问题取得了共识，放在在他们面前就是经济问题。没有钱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而现在府库空虚，事情又不能耽搁，这就需要从政策上进行调整。而要搞到钱又不能伤民之根本，的确也是个难题。这就需要考量这几位经济理论家的能力了...
宋代本来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三冗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财政总是入不敷出，所以后来破了太祖不加农田之赋的老规矩，变得像神宗说的那样‘古者十一而税，今则取财百端。’兴利之臣不仅开卖官鬻爵、铸钱造币之财源，还于禁榷专卖上做尽了文章。
按照皇家的理论，山海天地之藏，市场货物之聚，不应让商贾独擅其利，而应收归国有专卖，以助国家之经费。于是一大批国营企业开办了起来。举凡最有利可图之商品均列入禁榷之列，由这些国营企业来专卖，这一卖可不得了，各种榷务司、易物司成立了，凡是暴利行业皆被垄断。
在经济学上，盐被视做完全无价格弹性的商品，作为生活必须品，没有一日能离开，不管贵贱人们都得买，所以历朝直至现代都实行专卖制以控制垄断，美名其曰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宋朝对盐的统一收购价为每斤不过五、六文，但其中内含的人工成本仅为一文，而售价却高达三十文至六十文，获利数倍至数十倍，在销售上则按人口分配，甚至牲口都有配额，勒令消费，强制购买。
不仅如此，官盐的流通还极其困难，淮南盐洁白纯净，质量很高，但从通州运到真州，再从真州运到江、浙、荆、湖等地的途中，运吏船卒侵盗贩卖，再加入沙土以充数，对此朝廷即使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运输效率的低下，又致使产地盐积压数万石，任凭风吹雨淋，产盐户还得不到极少的货款。消费者手中拿到的盐既质量差，还短斤缺两，所以尽管缉私严厉，私盐还是最终占据了大片市场。
盐之禁榷在实践上失败了，茶、酒也一样，从这点看还是与现代没有什么不同，烟酒糖公司变成单纯的烟草公司也还没几年，而烟草是那个时代没有的，否则也难逃。官吏榷务，以强制手段压低收购价，茶户便将粗劣的茶用来抵塞派购任务，将优质茶私下售给商贩。可能大家对‘交公粮’的情形还记忆犹新，粮袋子里搁点压份量的东西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这样收上来的官茶质量可想而知，但咱是独家经营，价格自然还得提上去，买不买是你的事，价格是没得商量的，最终只能看着仓库中的茶叶发霉变质，可这是公家的东西，也只是走走帐就没事了，亏空是皇上老儿的。
官办‘公司’所酿的酒薄劣如水，酸涩难饮，卖不出去，所以便强令老百姓婚丧必用，按户分配，如同如今喝点什么‘爱县酒’，抽点‘爱市烟’，吃点‘爱国菜’意思相同，反正工资中扣了，爱要不要，钱我们拿走了，可即使这样，那些公司能开门到今天的能有几个啊，那时也然，终因成本高、损耗大、产量低而难以苟活。
禁榷专卖机构有着庞大的系统，一处失利不易察觉，又有国库老本可供补贴，即使蚀本也不致马上倒闭，但府库所储终归有限，民脂民膏亦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代公司可研改制，破产，工人下岗，银行数以万亿计的坏账由可怜的工人们买了单...
商贾当然精明，乃至于狡诈，他们能用自己的经验智慧和经济实力操纵经济，或损公济私，或置官府于被动。禁榷一严，商贾不能牟取厚利，便停止经营，榷场商品滞留产地，积压废弃，货币不来，使国库虚空。禁榷原本为控制商贾，补充国用，到头来却出现了离开商贾经营便束手无策反受其制的局面，没有流通，哪来的收入，财政依然困难。
政府虽说可以用超经济的力量来左右经济或打击商贾，如蔡京推行的新盐法，至使商贾数十万盐钞一夕作废，那些豪商瞬息破产。但在官府和商贾的较量中，总是两败俱伤，最终把损失转嫁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受苦的依然是老百姓。
以上只是其中一部分，便可看出宋代官办“公司”的面貌，大家可能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低价占有原料和产品，近乎无偿地征调工匠、厢兵、农民、船工等劳动力，又不惜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费。销售靠强迫老百姓认购，粗劣不堪的商品得不到改进。即使经营亏损，也可用硬性提高价格的方式，将这些亏损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掩盖其经营失败的真相。
超经济的掠夺，有时还能聚敛一些货币，造成‘厚利’的假象，而这种厚利越大，即意味着非法剥削越严重，对社会经济所起的破坏作用亦愈加深重。蔡京的乾坤大挪移导致了宋的经济机会崩溃，民怨沸腾，王黼也看出了这点，上台后立刻改了蔡京的作法――废除了榷务司，大奸臣一下变成了人皆称颂的‘贤相’，可见其毒害之深。
宋代也不乏有识之士，欧阳修就曾对此种政策分析说，要最大限度地取得国家利益，就不能禁榷太专。必须与商贾共同经营，流通才不会阻滞，剥夺商贾利益之谋愈深，则国家利益损害愈大。想把十分之利皆归于公，就会亏得越多，十不得三。不如与商贾共图利，倒可以十得五。所以大国之善经营者，应‘不惜其利而诱大商’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由市场调节物价...
赵柽在离开西北之前，为了吸引流民，增加人口，利用东南民变大肆宣传西北的富饶，招揽了以十万计的流民奔赴西北。以他当时所想，只要以缴获的粮食，加上结余的军粮便足以帮助流民度过粮荒，屯垦政策实施后，开垦出大片的土地，到了秋收之时，便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完成自给自足。
但人算不如天算，王黼等人趁自己离开，遣人到西北扩公田，导致政策难以完全执行，熟地大片撂荒，荒地得不到开垦，产生了巨大的粮食缺口，可如今府库空虚，靠政府根本无法救济，而如果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便会酿成更大的混乱。
如今赵柽只能从外地购粮，但各级政府手中又无钱，皇上又下旨免了西北农民两年的赋税，以示皇恩浩荡，唯一能抓钱的地方就是商税.而最大的商税来源便是盐税，而如何能吸引到大批盐商到西北，又换来应急的粮食变成了头等大事，也是考验他们执政能力的第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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