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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土牢情话——一个苟活者的祈祷(1)

错、错、错!

——陆游《钗头凤》

我震惊了。虽然我知道她没有死,但我仍然震惊了。

我从那颗黑痣上认出是她。

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来来往往的旅客,墙上的电钟,巨大的列车时刻表,白的灯,绿的灯,红的灯,一切的一切,全部化成调色板上那样斑驳的一片杂色。只有她,在朦胧模糊的背景之前站在我对面,那样清晰、鲜明。

“你好吧?”她朝我凄楚地微微一笑,我没听清她说的什么,只是从她嘴唇的颤动上看出她说的是这句话。

我的嘴唇也嚅动着,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又像害热病似地颤抖起来,就像十二年前那天晚上一样。

“结婚了吗?”我看见她眼里闪着泪光。

“没有。”我使劲控制住牙床,吐了这么一句。

“应该了……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了。”她的音调柔和而平板,像一汪死水,没有一丝感情的波澜。“现在你有条件了……找一个,照顾自己……”

“不,我不想找了……”

我想要求她的宽恕,可是她却带着歉疚地对我一笑。我看出她是想笑得美一些,笑得像阳光那样灿烂,像她过去那样。但是,她的脸,好像已经失去了那样笑的机能。现在,她的笑像月光一样,是凄清的、衰弱的;又像是梦里的影子,轻轻一掠就过去了。

我这才注意到:她变了!她的脸干瘪黄瘦,额头、眼角、嘴边都出现了令人伤心的皱纹。一绺沾着汗的头发随便地搭在颊边;鼻孔的边沿上凝定着一滴清鼻涕,闪着刺目的光。现在的她,就像是失去了绚丽色彩的旧画,那上面只残存着一些模糊的美妙的线条了。

“你到哪里去?”她的呼吸是急促的,但却故作平静地问我。

“我……我送一个朋友,他刚上车。你……你到哪里去?”

我也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对了,这有什么?不是有许许多多人都把悲痛埋藏在心底了吗?悲痛埋藏在心底,和尸体埋在土里一样,也会慢慢地消失,据说,它还会和尸体能使土壤肥沃一样,使心变得丰满。

“我……我们回家去,回老家去。”她突然笑出声来,但笑声却像是呻吟。我看见她毫无笑意的眸子里闪烁着精神病患者那样游移不定的目光,对我来说,还有一把打开那恐怖的记忆的钥匙。不,不能让她打开我那已经关闭记忆的大门。那里有毁灭我自己的火。我往后退了一步。

蓦地,她的眼神严厉起来,并且掀起右上唇,露出白白的犬齿,向我身后狺狺地叫着:

“鬼!你到哪儿逛去了!鬼!你啥也不管!你……”

“嘿嘿……在车站对面的小馆,嘿嘿……”我身后响起含混不清的回答,同时一股混合着白酒、大蒜和油腥的臭气喷在我颊上。

他!穿着一身半新的灰涤卡制服,一面摇摇欲倒地擦过我身边,一面像安抚一匹受惊的马似地嘟囔着。他已经醉醺醺的了,字眼就像粘痰一样在舌底滚动。最后,一个趔趄跌坐在睡在长椅上的两个女孩的脚边。

“唔……发那么大火干啥?……瞧你,厉害的……”他倾斜着上身,手在口袋里摸索着,终于寻找出几粒葵花子,低着头闷闷地嗑起来。

顿时,我心里升起一阵恶毒的快感。我挺了挺胸,鼻孔里威胁似地吭了一声。

“哦,是你……”他抬起头,但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惊讶或妒意,反而讨好地望着我。

“王富海,你还认得我吗?”我弯下腰,用基度山伯爵的神态问他。

“哪能忘呢?”他苦笑了一下,“你嘛,石在同志……”

“你过得挺好吧?”我扬了一下眉毛。

“哪……你看,这不是,我们回老家了。我大哥给我在县商业局找了个差使…

…在农场有啥意思……以工代干,还得考试……你现在好了,知识分子,现在是你们的天下了。嗯?不是吗?考是考不倒你们的……”

他也变了!我记得他至少比我小六岁,但衰老的迹象已从他脖子上的青筋蜿蜒到他的颌部,耳朵四周挤满黛黑的皱褶。他脸色晦暗,但又透出酗酒的人那种常见的青白,再配上胸前斑斑点点的油迹,十足地表现出被生活所压倒的困顿和惯能随波逐流的无聊,这副形象,突然使我感到自己的心胸狭隘而卑劣。我悲哀了。时间真的是无情的,我们在它的磨盘里,仅仅十二年就被榨去了那么多生命的汁水。我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把话题转到另一个人身上。

“刘俊现在在哪里?他怎么样?”

“他好滑的。他早就活动调回老家去了。”他向我狡黠地笑笑,“他有办法,他是……他是那种有办法的人。他是……他总是当官。那小子!他是……他有当官的才……”他皱着眉,摆出一副说正经话的神情,但翻来覆去仍是那几个词。

这时,她在旁边突然发出一阵阵痛苦的、被压抑住的呜咽。随即,她两手捂住脸,猛地转过身去,用尖厉的声音连连对我喊道:

“你回去,你回去吧!你回去……”

候车室里闹哄哄的。空气浑浊,还有股熏人的尿臭。她蓬松的头发,在廉价的尼龙头巾下随着她的抽泣不停地颤动、肩胛突出、瘦削的肩膀(那原是滚圆的、丰腴的、结实的!)像门上的合页般一张一合,而他却点起了根纸烟,用漠然的眼光观望着四周。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深切的忏悔?温存的安慰?多情的絮语?热烈的鼓励?

虔诚的祝福?……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虚伪而多余!既然那真挚的爱情早已逝去。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连说“再见”都是虚伪的。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偶然相遇之后,今生今世是不会再见的了。往事,甚至比不上一具依照物质不灭定律而永不会消失的白骨,它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消失了,在世界上留不下一丁点儿痕迹。

我转过身走了。到候车室门口,又回头望了望他们。她止住了抽泣,膝盖顶在长椅上,用半跪的姿势立着,对着墙上巨大的火车时刻表,就像在默默地祈祷;他仍像一堆灰布似地撂在长椅上,只有一缕青烟显示着他的生命。光波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此情此景,我是终生不会忘怀的。然而,这一切又逐渐逐渐模糊了,最后,全都溶化在一滴晶莹的泪水里,我冲出玻璃门,赶紧用手帕捂住嘴,免得哭出声来……

啊,她往日的细声碎语抓挠着我的心,回忆的闸门终于被她打开了,尽管那里面有毁灭我的烈火。但是,我想,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活。所以,我要写,要写!要把过去的事写出来,为了她,为了我,为了有权利要求生活得好一些的人们。无神论者的上帝是人民。我——这样一个苟活下来的、软弱而浅薄的无神论者,要写出我的忏悔,写出我的祈祷,祈求上帝——人民保佑: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

……触及灵魂……

——摘自一九六八年报刊社论

刷、刷、刷……暴雨抽打着大地,也抽打着每个人的心。后墙皮上那一团渗过来的褐色的水迹在阴险地向四周散开。我们都知道,只要这面土墙被雨水渗透,它马上就会自动坍下来。于是,这团水迹就成了一座指示我们生命终结的时钟,成了一片会吞噬人的魔影。

轰——!接着是一片哗哗的水浪拍打声。我们惊惧地面面相觑。这不知是哪幢房子的墙倒塌了。倒墙一般是往外的,但我们头顶上是一块块水泥板,一块就有六百多斤。它们似乎马上就要压下来,把我们变成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们十个“犯人”先是和钻出洞的耗子一起,在牢房里乱窜,但是不久,浑浊的洪水就从牢门下翻滚进来,耗子被淹得只剩下尖尖的鼻子和稀疏的胡须,我们又只得上了炕,守在垂死的“三反分子”旁边。

“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天津下乡青年小顺子忍不住了,从炕上一跃而起,膛过没过脚脖子的泥水,扑到牢门擂打起来:“开门!开门!妈妈的!你们要把老子压死到里头呀?!妈妈的!开门!开门!……”

然而,他的喊声和打门声,被淹没在外面一片可怕的声浪中了。

“喂!大渠决口了!喂!把人都撤到羊圈……喂!快把人撤到羊圈……”

急骤的暴雨声,慌乱的膛水声,妇女恐惧的哭喊,孩子惊吓的啼叫,大人愤怒的咒骂,牲口不安的嘶呜,混合在一起,凝成整整一大块压倒一切的声音。是的,是一大块。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块声音沉重的分量。它不是像水泥板那样会压在我们**上,而是现在就直接压在我们的魂魄上,使我们每个人都像承受不住似地索索发抖。

小顺子停下来,恶狠狠地看了看门板,又惊慌地跳到窗口向外张望。

焊着钢筋的窗外,是厚厚的、铅灰色的雨幕。这时,视觉已毫不起作用,外界的恐怖只是通过听觉在折磨我价。突然,一头毛驴又扯长嗓子喊救命似地大叫起来。

这种粗犷、兽性的哀嚎,像在我们已经不能承受的重量上加了最后一坨硅码,一下子把我们生的希望完全压垮了。我们明白了:革命群众已全部跑光;他们撇下了我们,和这头失群的毛驴一起等待死亡。小顺子首先大哭起来:

“妈妈的!妈妈!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妈妈……”

他既是在骂人,也是在呼唤妈妈。原来,他和一伙小青年养了一条狗,起名叫“娜佳”,农建师参谋长下连队视察。小顺子唤着娜佳,“来,来,站起来,跟师首长握握手。”于是就被视为“目无领导”,关进牢房,听说,他还在自由的时候,他妈妈从天津来看他,风尘仆仆地赶到连队。他高兴地扑过去喊道:“妈妈的!昨天接你你不来,妈妈的!今天没接你你倒来了。妈妈的!……”现在,他在骂人的“妈妈的”之中,是真正想念起他的妈妈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现行反革命”“多事先生”蜷在炕角,滑稽地翻着白眼,翘起一根手指威胁地指点着我们,“唏、唏……多事、多事……”

这个富农出身的会计,一天早晨在一面土墙上发现了“**万岁”几个粉笔字,慌忙报告给军管会,但是,查来查去,他本人却成了最大的嫌疑犯。他也就在漫长而艰苦的交代过程中精神失常了。现在,他只会说:“唏,唏、唏、多事、多事!”我们都叫他“多事先生”。

“天塌下来啦!革命和反革命都完蛋啦!”“国民党残渣余孽”——一个老机修工人猛地蹦起来,神经质地、嘶哑地喊叫着。

“呜呜……鸣呜……”这是蜷在西边墙根的小陈在悲恸地哭。他的罪名他自己不愿意说,但我们人人都知道。他把脸埋在膝盖里,两手抱着头,沉浸在伤心的黑暗之中。也许,在黑暗里,他心上又浮现出他那美丽的爱人的身影了吧,他竟越哭越响,最后变成了大声的嚎陶,他的嚎陶,和小顺子天真的哭喊不同。这不只是对生命的留恋,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控诉。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号,使我们都震动得战栗起来。

“你嚎什么?脓疱!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你嚎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农建师生产处技术员老秦抬起头,大声咒骂这个年轻的农工,而且用了极其难听的脏话。他是一九六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上大学以前就入了党。

前年夏天,他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组织了一个“**思想战斗队”,现在却作为“坏头头”被关进来。他一向是文质彬彬的,动作带有演员那种故作潇洒的气派。而今天,他突然一反常态。命运的捉弄、人身的凌辱、不公正的处理,再加上现在死亡的恐怖,把在人类身上还没有全都蜕尽的兽性从他身上一下子引发了出来。在他瘦削的脸上,只看见两道的的逼人的目光和龇露出来的尖利的白牙。他的身子,像一头被打伤了的野兽,痛苦地蜷缩成一团。此时,他表现出来的一点残存的人性,仅在于他想安静地死去。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后墙上那团魔影又扩大了。它的边缘沿着土墙草泥的细缝向四周伸展,就像一幅太阳的图案……

忽然,三个“刑事犯”不约而同一齐扑向小陈。一个揪住他的肩膀,一个揪起他的头发,一个捂住他的嘴。

“……狗日的!嚎得人心烦!就是秦技术员说的:你把你老婆送给当官的嘛。

活该,活该!谁叫你讨了个漂亮老婆!……”他们下手并不重,一个个脸上还带着疯人的笑容。他们不过是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泄一下剩余的精力罢了,可悲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在此时依然控制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招呼大家合力砸开牢门,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至少同革命群众一道,跑到沙丘上的羊圈去,却在这间死屋里自己作践自己。

“这样子不对的啰!应该把我们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唦!这是故意把人往死里整嘛……”李大夫不停地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唠叨。他颤颤巍巍地,不时用没有光泽的眼睛瞅瞅墙上那团魔影。那片写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从日本尿素袋上剪下的白尼龙布,就像一片寿衣在他胸前抖动。

只有我,安安静静地背靠墙坐着,头垂在蜷曲的膝盖上。可是,我的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极其邪恶的念头:妈妈您要赶快死!快死!快死!死在我前面!想到她会看到我血肉模糊的尸体,我的心就揪紧了,像被抓住的蛇一样扭动。是的,现在我的心就像毒蛇一样。我都能感觉到有股毒液从心脏沿着血管蔓延到全身。它不仅使我手脚冰凉,使我捏紧拳头,使我咬牙切齿,而且正一点点腐蚀掉我对人的善意,把我原来单纯、天真、热情的细胞变成一团团癌组织。

一个多月以前,农建师“联委会”命令我到这个团场来“办学习班”。虽然这个武装连以关押本师各种犯人而闻名,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我,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应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荡涤身上的污泥浊水,把自己彻底改造好。那天,妈给我炒了碗蛋炒饭,冲了碗酱油汤,为了不使汤泼出来,一直用手扶着摇摇晃晃的破桌看我吃完。我出了院墙,坐进在门口等我的吉普。妈像一尊塑像似地立在断墙的豁口中间,只有一绺白发在微风中拂曳。她忧伤的眼光从松垂的眼睑下凝望着我,给了我最后一点母爱的光辉,我再一次目测巷口自来水站到我家那口大缸的距离,看到那条用碎砖铺就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想到妈一个人今后生活的艰难,我的眼睛濡湿了。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因为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歌颂人道主义的诗而被打成右派。开始。我虽然对给我的帽子有过怀疑,但一遍一遍的批判终于摧垮了我的自信。在思想检查中,我把自我谴责推到了极端,最后真的以为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了。我痛心疾首,认为只有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才能报答党和**的关怀。

所以,不论在六○年摘帽以前和以后,在学校和这个省的农业行政部门,我都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勤勤恳恳的工作受到领导的好评。后来,十几个农场合建成准军事组织——农建师,我仍然是一名称职的干事。我一直谨小慎微地在被指定的圈子里生活,从没有越出家门到机关的那条马路一步;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没有卷进什么派性斗争。这一次,我仍然以为是党和**用另一种形式对我的考验和教育。来到这个小小的武装连,我一下子被这里幽美的景色迷住了。这里绿树环绕,渠水淙淙。长满夏秋作物的宽阔的条田,一档档平铺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上。两旁长着茸茸青草的乡间土路,温驯地在脚下蜿蜒。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嗅到绿色植物在阳光下发出的热烘烘的香气。尽管无休无止的强度劳动折磨着我,我还是能享受到鲜明的、清新的、纯朴的自然美。这些可感可触的美的实体,当然比康斯太勃或柯罗那些细腻的风景画更动人。它经常使我心旷神怡,忘却疲劳,沉浸在逻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