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傅老牛逼有个车摊，摆在他家的弄堂口，离化工厂不太远。每天下班，他在那里摆开全套修车工具，补胎打气校钢丝擦车子。据说他年轻的时候还殴打顾客，后来老了，打不过别人，就叼着香烟斜眼看别人。人们之所以光顾他的车摊，是因为方圆一公里之内再也没有人敢和老牛逼抢生意。他说这叫托拉斯，假如他牛逼的范围不是一公里，而是十公里，他就可以雇几百号人，开一个修自行车的公司。我认为这就是他的理想，可惜他老了。
自从有了我这么个徒弟，他的车摊就提前了营业时间，本来是下午四点半开张，现在下午两点开张，我坐在车摊前，他去泵房找阿姨寻欢作乐。上班时间摆车摊属于旷工行为，抓住了就是处分，像我这种小学徒连受处分的待遇都没有，直接可以开除。
摆车摊很简单，遇到有打气补胎的，我都能应付下来，假如是车轴断了、钢圈弯了，我就只能狂奔回厂里，叫老牛逼亲自出来修。我在那里干了几天，生意惨淡，因为我总是对着过路人傻笑，别人看见我这个样子，以为我不怀好意，即便真是要修车的也不肯过来，我自然乐得清闲。后来我实在无聊，蹲在路边研究这条巷子，这巷子很深，一侧的房子沿河而建，其中有一问就是老牛逼家，但我没去过。这条巷子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猪尾巴巷。后来，有个晒衣服的老太太告诉我，清朝的时候，这里住着个大善人，叫朱仪邦，做了很多善事，为了纪念他，就把巷子的名字改成“朱仪邦巷”，本地人读了几百年，读成了猪尾巴。我心想，这位朱先生真是倒霉，做了一辈子的善人，到头来还是被人讹读成了猪尾巴，可见，做好人也未必就能流芳百世。
半个月之后，有个女的骑着自行车经过，她看见我蹲在路边，呆头呆脑地张望着半空中虚幻的景象，仿佛嗑了药丸一样。她好像并不介意我是个傻子，跳下车子问我：“车摊是你的?”
我被她打回了神，说：“是啊。”
“擦车子多少钱?”
“小擦两块，大擦五块。”
所谓的小擦，就是把车子表面的油污和浮尘擦掉，这比较容易；所谓大擦，则是把车轮卸下来，把钢珠掏出来，一个个都擦得像镜子一样锃亮，往车轴里涂上黄油，再把机油灌进车链子，把所有的螺丝螺帽都拧紧，把刹车校准到最合适的位置。小擦好比是澡堂子里搓背，大擦就是按摩院里的马杀鸡。我会搞小擦，但没搞过大擦，和我修水泵一样，拆得下来，装不上去。
她说：“大擦吧。”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不耐脏，所以要擦车)，目光炯炯地，居高临下扫射着我。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被女人的眼神这么痛快地扫射过，当然，我高中时候的校长除外，但她是个老太婆，不但扫射过我，家长会上还扫射过我爸爸，我们两个都怕她怕得要死，假如她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穿白裙子还有一双杏核眼，不管是点射还是扫射，我都情愿被她射死。
趁我找扳手的工夫，白裙子姑娘问我：“糖精厂的?”
“你怎么知道?”
“废话，你穿着工作服呢。”
我看了看自己身上，不错，蓝不蓝绿不绿的工作服，左胸有个T，人人都知道是糖精厂的。
她又问：“钳工班的吧?”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糖精厂的?”
“这你就不用管了。”
那天我鬼使神差，没有跑回厂里去叫老牛逼，而是从T具箱里掏出扳手，给她做大擦，不，给她的自行车做大擦。这是一辆淡紫色的飞鸽牌女式车，龙头弯弯地翘起来，好像两条高举的腿，非常性感，坐垫上还留有余温，让人间接地感受到了她的屁股。我心猿意马，C^AO起扳手，开始卸车轮。她坐在我的板凳上，看着我把车轮卸下来，把钢珠擦亮，再装上去。这么一步步地擦完，她始终一言不发。她长得很漂亮，头发是深栗色的，我一边擦车一边偷偷观察她，和她的眼神碰撞，她也毫不介意，依旧用那种冷淡的目光扫射我。等我大功告成之后，她站起来，绕着车子转了一圈，问：“擦好了?”
“擦好了。”
她非常聪明地说：“那你骑一圈给我看看。”
我跳上车子，没骑出去二十米，前轮忽然不见了，这是评书里的马失前蹄式的摔法，我看见青石路面骤然扩大，填满了我的眼睛，然后，我的下巴就成了起落架。我爬起来摸自己，还好，下巴蹭掉了一块皮，但牙齿还在。摔完之后，我把车扛起来，拎着那个脱了臼的前轮，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她问我：“哟，摔得怎么样?”
“还可以，”我说，“好险。”
“哟，你都摔成这样了，还好险?”她歪着头说。
“要不是你让我骑一圈，这一跤就该是你摔的了。”
她冷冷地说：“少废话，咱们是先装轮子呢。还是先送你去医院?”
我说：“还是先装轮子吧。”
我后来常常想起那一幕：一个摔破了下巴的青工在弄堂口装车轮，另一个年纪比他稍长的白裙子姑娘在旁边看着，嘴角还挂着一丝嘲笑，周围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让人觉得愉快，可是，假如它不是愉快的，那就会显得很悲惨。悲惨不应该是年轻时代的主旋律，所以我说，很愉快，很爽，一个修车的能遇到这种事情是很浪漫的，妈的。
我把车轮装上去以后，白裙子姑娘又绕着车子转了一圈，说：“怎么着?你再骑一圈给我看看?”我盯着那辆车，看了半天，说：“大姐，我还是叫辆三轮车送你回去吧。”
把她送走以后，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生疼，就从工具箱里揭了一块胶布，贴在伤口上，可是疼痛并不减弱，反而更厉害了。我坐在板凳上，回忆那个自裙子的长相，我认为，她一定就是糖精厂的职工，假如她去厂里汇报我的情况，上班摆车摊，按旷工处理，我马上就会被厂里开除掉。
我独自坐在弄堂口，想着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我希望自己被开除掉，我做了一个月的学徒。捡破烂，拆水泵，锉铁块，擦车子，像一代又一代的学徒一样，重复着这种生活。这种青春既不残酷也不威风，它完全可以被忽略掉，完全不需要存在。
我摆了半个月的车摊，不但生意惨淡，还把下巴摔破了。老牛逼跟我算了一笔账：这半个月里，我给十六个人打过气，给四个人补过车胎，打气是五分钱一次，补车胎是一块两毛钱一个洞，总算下来，我替他挣了五块六毛钱。老牛逼说，干了他娘的半个月。挣了五块六毛钱，这不是傻逼吗?我说，我也没办法，运气不好，就会变成傻逼。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算了，你还是跟我学修水泵吧。
后来，我和老牛逼讨论过一个问题，关于人类的机械天赋。照我看来，人的天赋形形色色，有人适合当作家，有人适合当杀手，但作家和杀手毕竟是少数，在我身边的人几乎都和机器打交道，这就是说，机械天赋必须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天赋。可惜，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机械天才并不多，瓦特算是一个吧，爱迪生也可以算，还有造飞机的那对什么兄弟。这说明机械天赋并不是那么的普遍，它可能和作家、杀手一样，都是一种稀有的天赋。可是，靠机器混饭吃的人远远多于作家和杀手，连歪卵这样的人都可以去开刨床。
当时，老牛逼拿出一张水泵的构造图，又找了个报废的水泵，让我拆开，再按图纸装上去。我麻利地把水泵大卸八块之后，就再也装不上去了，这和我修自行车如}}；一辙。这件事情证明我是个没什么机械天赋的人，我认为，是我的早期教育出了问题。我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唯一的电器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只有巴掌那么大，发出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我爸爸把耳朵贴在上面听，全是刺啦刺啦的噪音，邻居以为他在偷听敌台，也凑过来听，原来是本地的天气预报。另外一个机械物件，是个生了锈的小闹钟，也是巴掌那么大，每天早上六点钟准时敲响，敲出来的全是不和谐音，好像噪音摇滚的前奏一样。
读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很有机械天赋，立志要当小发明家，手工劳作课上，我们跟着老师折纸，纸飞机纸青蛙真好看，该同学却做了一个会飞上天的模型滑翔机。老师惊叹于他的天才，就让我们向他学习。这个小神童说，他六岁的时候就把家里的闹钟拆了．然后又装了上去，闹钟居然还会走还会叫。我以这神童为榜样，回到家里就想拆闹钟，被我爸爸发现，眼明手快一把抢走，救下了那台劳苦功高的闹钟，顺便赏了我一记耳光。我爸爸说，这台闹钟是家里唯一会报时的东西，假如弄坏了，上班迟到扣奖金，所以打我这记耳光并不是为了闹钟，而是为了奖金，这就打得很值得。从此以后，我就彻底和机械绝了缘，后来班上的小神童又组装出了一台收音机．虽然也是刺啦刺啦的，但毕竟是会发出声音了。我看着他的收音机，心想，要是把我家的收音机给拆了，就听不到天气预报，我妈晾出去的衣服就会被雨淋湿，这又是挨耳光的事情。这种情形维持到了我十六岁，家里有了电视机和大台钟，有一天那个生了锈的小闹钟再也不肯走了，它锈得就像一个铁饼，我爸爸忽然想起了若干年前的那记耳光，对我说：“小路啊，你小时候不是一直想研究闹钟吗?它现在坏掉了，你去拆着玩吧。”我翻了他一个白眼，爸爸，我已经十六岁了，生理卫生课都上过了，我已经到了对人体结构感兴趣的年纪，闹钟就留着您自己研究吧。
我装不上水泵，老牛逼并没骂我，而是安慰我说，这个铁棚子里有一大半的机修钳工都不会修水泵，只会拧螺丝，所以不用太担心，有机械天赋的人本来就不多，如果要求每个钳T都得有一副这样的大脑，世界上的钳丁肯定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值钱。说完，他把我手头上的零件又扔到了废品堆里。
老牛逼说，做钳工很简单，对于泵房的老阿姨来说，只要你给她换上一个会转的水泵，她就会很舒服很满足，谁管你能不能修好那个坏泵呢?
那一年老牛逼六十岁，已经过了机修钳工的黄金年龄。比如，一个机修钳工需要有较强的臂力，才能拧开那些生锈的螺丝，但老牛逼的手臂上，肌肉已经看不见几块，全是松松垮垮挂下来的脂肪。又比如，机修钳工需要有很好的视力，而老牛逼已经戴上了老花眼镜。更要命的是，他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对于那些复杂的水泵，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装不起来了。
老牛逼告诉我一个故事，说他三年前曾经带过一个徒弟，这徒弟是一个机械白痴，不但不会修水泵，连拆水泵都不会，连拧螺丝都不会，他他妈的是用兰花指捏起扳手拧螺丝的，那样子好像是在给水泵做马杀鸡。老牛逼看不顺眼，一巴掌掀过去，立刻把他揍得嘤嘤地哭，样子十分可怜。老牛逼最烦别人哭，呵斥不住，三五十个巴掌飞过去。后来泵房的姿色阿姨们看不下去了，纷纷数落老牛逼，说他虐童。老阿姨的意见在老牛逼那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何况他并不是个虐待狂，更不是屁精虐待狂。老牛逼对徒弟说：我不打你了，但你也别用兰花指拧螺丝，行不行?兰花指实在太给老牛逼丢脸了。过了几天。奇迹发生了，徒弟背着一把吉他来向他告别，还在钳工班里弹了一曲，最后向大家挥了挥他那只连鸡都掐不死的兰花手，从此南下深圳，做起了流浪歌手。
老牛逼叹了口气说，从前他也会拉二胡，在二胡和钳工之间选择了后者，假如他当初坚持拉二胡，现在至少也是在工会里做个小干事了，说不定还能去文化馆混混。他说，修水泵很无趣的，什么傻子不会拧螺丝啊?如果说修水泵很牛逼，这是一句谎话，只能用来骗骗车间主任和姿色阿姨。假如你真的因为想打车间主任而去学修水泵，那简直是本末倒置，你应该去做黑社会才对。
说实话，我很羡慕那个兰花指，他虽然没有机械天赋，但却有乐器天赋，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天赋。我呢?我蹲在钳工班的铁皮屋顶下，只能证明自己没有机械天赋，但却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这很悲哀。我想，假如我的天赋是杀手，那该怎么办?马上杀一个人，来证明自己?假如我的天赋是作家，那就更恐怖，比杀人还复杂，难怪那么多作家都选择了自杀。
我经常躺在钳工班的简易躺椅上胡思乱想，所谓的躺椅，就是用几个人造革坐垫拼起来的椅子，可以舒服地靠在上面。天气好像渐渐凉了起来，铁皮房子里的温度有所下降，躺在漏风的地方觉得很舒服。这时候，职大的理想就离我远去，像云朵消散在天空中。我想起那个白裙子姑娘，我很想找到她，姑娘和大学不一样，姑娘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是一个结，难以消散，永远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有一年，张小尹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说中国的啤酒里含有甲醛。她问我，什么是甲醛。我说甲醛啊，那东西我熟，甲醛用于油漆纺织造纸，家里装修的那股怪味道就是甲醛，能把蟑螂都熏死。其实就是医学院里泡死人的福尔马林，可是这玩意怎么会跑到啤酒里去了呢?据我所知，甲醛超标会使人身上起疹子、肝脏坏死、肾脏衰竭，男的阳痿，女的停经，非常可怕。
张小尹说：“他们全是奸商。你以后少喝点啤酒，当心阳痿。”
好吧，我说，我是在瞎掰。我曾经和甲醛亲密接触过，我用身体证明它不会使人阳痿。
我对张小尹说，糖精厂不只生产糖精，还生产甲醛、化肥和胶水。另外，很多化工原料，盐酸、硫酸、甲醇、亚硝酸钠，这些我都接触过，没有一样是好东西。我年轻的时候说，这些化学品全是狗屎，甲醛是狗屎之王。
我爸爸说过，没有糖精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我烦透了糖精，他就教育我说：“糖精是食品添加剂，你小时候那么爱吃冰棍，那里面其实不是白糖，是糖精。你不能喜欢冰棍却讨厌糖精。”他又说，“甲醛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做家具、做布料都少不了它。你怎么可以说甲醛是狗屎呢?”
我对我爸爸说，我爱冰棍，不见得就必须要爱糖精，好比我很爱您老人家，但我怎么可能爱您的大便呢?至于甲醛，我C^AO，我都快被那个味道熏死了。
整个甲醛车间弥漫着强烈的福尔马林味道，那种有污染的家具就会散发出同样刺鼻的味道，长期接触会得肺癌和鼻咽癌。但是，同志们，家具的甲醛味道在我看来算个屁，只有在甲醛车间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酷刑。以车间为圆心，半径二百米之内连蚊子都找不到一只，五十米之内涕泪横流，好像被人扔到了胡椒面里。三分钟之后，肺部像抽风一样，从鼻咽到气管有一种四分五裂的疼痛。
我曾经纳闷，这么C^AO蛋的车间，那些C^AO作工岂不是会被活活熏死?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在密封的C^AO作间里工作，守着价值上百万的仪器，有空调，有直线电话，有漂亮的实习女大学生。但是，钳工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换水泵是在车间现场，空气中的甲醛密度完全达到了化学武器的境界，我必须每隔两分钟出来透一次气，然后再冲进去，不然人会休克掉。有一次，电_丁班的鸡头送给我一个叫蛉，装在小匣子里，叫得正欢，我揣着它去甲醛车间卸水泵，出来之后发现叫蛉两腿直僵僵地缩成了一团，已经被熏死掉了。当时我的肺活量能在水里潜一百五十秒，但抡着扳手做划艇运动时，就只能憋八十秒。八十秒之内卸一个螺丝，老牛逼在五十米外看着我，等我手里拿着四个螺丝坐在地上抽搐的时候，他就打一个电话，把起重工叫来挑水泵。
我不能说老牛逼虐待徒弟，他有哮喘，被熏着就会掐着自己的脖子倒下去。他要是死了，我也活不长。他能站在五十米外看着我干活，已经是非常仗义的事了。
甲醛沾在手上，几分钟之后皮肤起皱，像是被水泡过很久的样子，并且感觉麻木，这是人体的蛋白质被破坏了，用福尔马林做人体标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把有机物破坏掉，当然也就不会腐烂了。我记得那种难受，起皱的地方像一块无知觉的腐肉，好像就要从身上掉下来，但又挂着。
相对于甲醛，糖精比较善良。糖精是可以吃的。在这个车间里的工人浑身都是甜的，而且是极度的甜。甜到什么程度?假如你正在吃一个咸鸭蛋，这时候有一个糖精工人从五米之外走过，你的咸鸭蛋就变成甜的了。据说这些糖精工人家里烧菜，从来不用放糖，只要把他们叫过去，对着锅子抖一抖头发，菜就带着甜味了。有那么几次，我和女孩子接吻，对方“哇”地叫了起来，说你嘴唇怎么那么甜?她们以为我天赋异禀，像小说里的香香公主，人家是天生体香，我是天生嘴甜。我只能在心里暗骂那些糖精工人，没事瞎转悠，把糖精洒得到处都是。
与糖精相比，化肥车间里则生活着完全相反的一个部落。事隔多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一种叫乌洛托品的化工产品，我当时记得是化肥，现在发现还能人药。“内服后遇酸性尿分解产生甲醛而起杀菌作用，用于轻度尿路感染。亦可静注。外用可治癣、止汗、治腋臭。”
不知道那玩意怎么治腋臭。乌洛托品本身就已经臭到了一种境界。在那里工作的工人，和糖精车间相反，身上永远是臭的，而且奇臭无比，嵌在毛孔里的臭，洗也洗不掉。更恐怖的是，在那里上班的工人们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嗅觉，他们的鼻子闻不出自己身上的臭，因此到处招摇，直到把所有人都熏跑了为止。
化肥车间里的工人，都是女的，如果找男人来做工人，带着一身奇臭回家，老婆首先会忍不住吵架，变成一个性冷淡，或者红杏出墙，离婚是必然的。如果是女工人，身上臭一点，大概可以用花露水挡住。臭就臭一点吧，对男人来说，有一个浑身发臭的老婆，总比没有老婆要强一点。
厂里还生产饲料和胶水。饲料车间不能让女人去工作，因为生产的那种饲料添加剂，是用来催奶牛长奶的。女人在那里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出奶水。女人平白无故出奶水，是件恐怖的事，不但小姑娘和老阿姨受不了，连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虎也不能蒙受这种屈辱，回家说不清楚，会被丈夫打死。所以，这个车间和化肥车间相反，只有男工人。但男工人一样也出奶水，这更要命，但回家是能说清楚的。
胶水车间男女都能去干，但贪小便宜的人不行。有人每天提个热水瓶去车间上班，看上去是喝茶的，后来别人借他的热水瓶，结果倒出一茶缸的胶水。保卫科把他请去，他交待说，自己每天拎一热水瓶的胶水回家。那么多胶水用来做什么?答：卖给装潢五金店，用来铺当时流行的拼木地板。
那时候工厂里偷窃成风，保卫科突击抓盗窃，办法很简单：下班时间在厂门口搜包。也没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扒裤子是侵犯人权，搜个包算得上什么?结果一下子抓出了几十个盗窃犯。有人偷铁块，有人偷纱手套，有人偷煤块，还有人长年累月偷工地上的水泥，每天装一饭盒的水泥回家，再在包里揣一块红砖，这么顺手牵羊地干上三年。家里就可以重新翻修房子。最离谱的是歪卵师傅，从他包里搜出来的加工零件，全都经刨床刨过，并且全都是朝左边歪过去的次品。原来歪卵每天下班前都把自己做出来的次品藏在包里，带回家去，难怪他一年H{多少次品，厂里根本算不清楚。他把次品卖到废品收购站。还能捞点小外快。
九二年抓盗窃、保生产，最后抓出一个大蛀虫，这个王八蛋竟然是厂里的花匠。该花匠搞绿化，每棵树苗的进价报高了十元，同时，他还把活着的树记录成死树，死了一次的树可以再死几次，总之，算到最后，查账的人发现，这个草木凋敝的化工厂其实应该是个植物园，种着一千多棵树，还有一百个高级盆景，还有从未存在过的芭蕉树、君子兰、香水百合、荷兰郁金香、日本樱花、墨西哥仙人掌……对这个仅仅存在于账本上的绿色世界，所有人都很向往，包括我在内。
关于那个白裙子姑娘，我曾经去寻找过她。我深信她就是化工厂的某个女职工，也许是化验员，也许是科室干部，这些姑娘都躲在办公大楼很深处，好像珍稀动物一样，平时见不到。我一个修水泵的小厮，也不方便到这种地方去猎艳，会被人打出来的。但我很想念她，我少年时代对白衣姑娘有一种彻心彻肺的迷恋，虽然下巴还在疼，但是，这种疼痛只会让我愈加地想念她。
我跑到车棚里去，观察那上千辆自行车，淡紫色的飞鸽牌女车，龙头弯弯地翘起来好像两条高举的腿。化工厂的车棚简直和电影院一样大，整个地兜过来，比修水泵还累。我找到了五十多辆淡紫色的飞鸽，完全处于一种迷失的状态。后来我蹲在食堂门口，蹲在办公大楼门口，蹲在厂门口，想用这种方式找到她，但她始终没有出现。
在我和她之间，迷失是一种永恒的状态，也是我通往她的唯一的道路。这很像是宿命，假如我不曾迷失，我也就永远不会遇到她。
九二年秋天，我在甲醛车间卸水泵，结果昏了过去。那次我遇到了一个超级锈螺丝，八十秒的极限时间到了，我还在车间里撼动它，它纹丝不动，我憋不住了，吸进去一大口甲醛空气。这种时候吸气，吸了第一口，就会忍不住吸第二口，我接二连三地吸进甲醛空气，最后眼前一黑，脑袋撞在水泵上，起了一个大包，人也昏了过去。
那天老牛逼在五十米外看我干活，忽然发现我歪倒了，他很镇定地环顾四周，正好有四个膀大腰圆的起重工经过，手里拎着扁担麻绳。老牛逼把他们叫了过来，那四位将他围住，说：“牛师傅，挑哪个水泵?”
老牛逼并不姓牛，只是农民工如此尊称他而已，老牛逼指了指甲醛车间里的水泵，水泵边上就是仰天躺着的我。他说：“挑什么水泵，赶紧背人吧。”
我要特别说明，农民工是不怕甲醛的，他们闻到甲醛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这个城里人就比较脆弱。农民工可以胜任世界上任何一种工作，扫街，翻砂，造房子，挖煤矿，干得又快又好，他们接受辱骂，接受最低工资，炸死了不用赔太多的钱。农民工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仅仅让他们去种地实在是浪费人才。这个秘密我早就发现了，但我不告诉别人，免得自己失业。后来别人也发现了这个秘密，把农民全都放到城里来，城里人就只能回家去打麻将了。
我必须承认，我的性命是农民工救的，这种人当官发财以后回忆往事，就会对大家说：“我永远是农民的儿子。”这个办法很好，自认是儿子，免得别人讹诈。
农民工把我背出来之后，我开始剧烈呕吐，吐出来的全是黄酱水，全都灌到了人家脖子里。背我的那位消受不了，把我放在地上，打算两个人抬着走，但老牛逼说，这么仰天抬着我，吐出来的秽物会流到气管里，人会被呛死。于是，四个农民工把我翻过来，背朝着天，每人拎着我的一只手脚，但这样也不行，会把我的脊椎和胳膊全都弄脱臼，变成一个连爬行都困难的瘫子，因此，还得麻烦老牛逼在我腰里托一把。
老牛逼很生气，说：“去你妈的，就对付他一个，倒要五个人来抬?抬棺材都要不了这么多人。”
四个农民工一商量，说：“牛师傅，您别着急，我们想出来办法了。”
那个办法就是，四个人拎着我的四肢，两根扁担横架在前后，麻绳吊在我的肚子上。这个形象非常难看，又像是绑猪，又像是五马分尸。我仍然昏迷，呕吐物沿着道路喷洒，这个场面很恶心，但围观者却看得开心，有人笑嘻嘻地问老牛逼：“咦?你徒弟死了吗?”
老牛逼说：“你妈逼，眼睛长在裤裆里，你见过死人还在吐黄水的吗?”
那天，老牛逼威风得不得了，从车间直到医务室的路上，骂骂咧咧，面带红光，大步流星。他的身后，是四个农民工挑着个昏迷不醒、呕吐不止的青工，唱着号子碎步快行。农民工也很兴奋，说，在厂里挑了好久的水泵，很无趣，今天终于挑了不一样的东西，令他们回忆起春节在乡下挑猪的情景，很喜庆。
我被送到医务室之后，平躺在一张体检台上，不久来了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起哄的人仍然堵在门口围观。里三层外三层。有人说：“医生，给他做人工呼吸呀，给他插导尿管呀。”还有人说：“安静安静，别让医生搞错了，把导尿管插到嘴里，把人工呼吸做到那里。”女医生大怒，摘下口罩，狂喊一声：“全都给我滚出去!”
老牛逼笑嘻嘻地说：“我呢?”
女医生说：“你犯贱啊?当我这里是泵房?也给我滚出去!”
现在我说，这个女的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白裙子姑娘，她叫白蓝。我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在犯傻，第二次则是彻底昏迷。这种形象不可能让她爱上我，但却足以让我爱上她。我就是这么迷失地爱上了她。
那天我昏迷期间所发生的事，全都是白蓝告诉我的，包括工人们起哄架秧子。我听了很不好意思，至今不好意思，如果做HeadJob的时候我嘴里还嘬着一根导尿管，妈的，这也太不堪了。
工人们嘻嘻哈哈地走掉之后，白蓝把我简单处理了一下，先是扒掉上衣，让我呼吸顺畅，然后注射了点东西。她把我的眼皮翻开看了看，用一根锃亮的铜签在我脚底扎了几下，我情况稳定，没有成为植物人的迹象。白蓝又在我额头上涂了点药水，那儿起了个鸽子蛋一样的包，泛着青紫色。后来我不吐了，开始哼哼，白蓝就回到办公室去给安全科打电话。
我做了个梦，梦到一个巨大的水泵从天而降，砸在我的头上，居然没把我砸死，不由为之庆幸。其实，真实的情景是，我昏了过去，把我的脑袋砸在了水泵上。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
除了水泵以外，我还梦到一些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场面，我被水泵砸倒了以后，躺在地上，不久来了个女的，前凸后耸，送到我的手边，我伸手去摸她，摸得很专心。其实，真实的情景是，我被送到了医务室，女医生在替我解开胸口的扣子，被摸的那个人应该是我才对。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
再后来，我被鬼使神差送到了一个教室里，老师说：同学们，欢迎你们，这里是化工职业大学。我喜不自禁，很冲动地想和老师握手，好像红军长征会师一样，细一看，这个欢迎我的老师竟是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其实，真实的情景是，医务室里寂静无声，就剩我一个，被扒掉了衣服躺在体检台上，像一具等待解剖的死尸，既没有职业大学。也没有班主任。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
我做了一连串的梦，醒来觉得头痛欲裂，好像大脑被摘除了一样。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穿过窗户照在屋子里，窗口是一棵香樟树的树冠，更远处是化工厂的烟囱，无声地冒着黑烟。我努力回忆，我是在甲醛车间拧螺丝吧?我现在在哪里呢?这个房间里有一张办公桌，有一道白色的布幔，墙上还有一幅画，画上是两个人体，左边那个被剖开了肚子，露出五脏六腑，右边那个被剥光了皮，露出稻草捆子一样的肌肉。这两个支离破碎的人居然还盯着我看，居然还摊开双手，好像欧洲人表示遗憾那样。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里，只有医院才有这种海报，既然窗外是化工厂的烟囱，那么，这一定是厂里的医务室。
我发现自己的工作服被剥了下来，不知去向，只穿了一件汗背心。我从体检台上爬下来，赤脚在屋子里走，发现自己的裤裆那里鼓鼓的。这是做了淫梦的后果，如果再做下去就会遗精，那就太难看了。我按了按自己鼓起的部位，希望它能够平静下去，但它不但没平静，相反更起劲地抬起了头。这就不能再按了，否则被人看见会以为我在厂里公然手淫。
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把布幔掀开往里面看，里面居然还有一小间，雪白的墙壁，中间放着一张躺椅，这张躺椅很古怪，好像理发店的椅子，在扶手前面却有两个托架。我看不明白，就走过去，坐在了躺椅上。
这时候，名叫白蓝的女厂医走了进来，她看到我醒了，问：“头还痛吗?”
我说：“痛。”说完用手去搓自己的额头，搓到那个鸽子蛋一般的包上，疼得跳了起来，又落下去，砸得那张躺椅嘎吱一声怪叫。
她说：“哟!这是你该坐的地方吗?你赶紧站起来!”
她讲话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力量，我只能站起来，身体正中那个不平静的位置被她看了个一清二楚。她先是有点诧异，后来露出了嘲笑的神色，说：“毕竟是年轻力壮，撞成这样都没事啊。”
这种嘲笑的神色我已经经历过了一次，那次我的下巴磕在了路面上，我认出了她。我说：“啊，是你。”
她说：“哟，没摔成失忆症。那就好。”
“你是厂医啊。”
“对啊，有问题吗?”
我想了想说：“那天我摔破了下巴，你怎么不给我治?”
“那天我请假，提前下班路过。我只管上班时候发生在厂里的事，你摔在弄堂口，也没摔昏过去。”她顿了顿说，“我不用向你解释这么多吧?坐到体检台上去。”
我顺从地坐上去，她用听诊器给我听了一下心跳，又让我深呼吸。我问她：“你怎么称呼?”
“白蓝。白色的白，蓝色的蓝。”她眼睛盯着地上的某一点，冰凉的听诊器在我胸口挪动。
“我叫路小路，前后两个都是马路的路，中间是大小的小。”
“我知道的。不要说话，深呼吸。”
做完检查，她说：“都很正常。但还是要观察一阶段，如果再发生呕吐和眩晕就要去医院，这几天你可以在家休息。”
我说：“白医生，刚才那张椅子，你为什么不给我坐?”
她瞟了我一眼说：“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后来我跟她熟了，追问之下，她才告诉我，这个椅子叫做妇检台，是用来给厂里的女工做计划生育检查的。
妇检室是不能轻易进去的，那条布幔隔离了一切可供刺激的东西，我能看到妇检椅，实属三生有幸。白蓝说，厂里统一妇检期间，我要是掀开那帘子，就会被人打死。妇检期间是没有男人敢来医务室的，假如我是在那个时候出了事故，只能去二里地以外的街道卫生所里包扎。
那天在做检查的时候，我肆无忌惮地看着她的脸．近距离地、毫无遮拦地看着，我想这种时候不看白不看。她脸上的线条很匀称，穿着白大褂，像医院里的医生一样干净整洁，很难认为她只是一个厂医。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所见，具体说，她的眼睛很严肃，但又不是我高中老师的那种装逼式的严肃，她的眼睛很清澈，但又不是我高中女同学的那种傻了吧唧的清澈。她给我做检查的时候很专注，眼睛看着地上的某一点，我希望我就躺在地上，让她这样看着，会很平静，会忘记自己是个修水泵的。
后来，医务室里进来一个人，此人鸡窝一样头发，瓶底眼镜，我认得他，就是安全科的倒B。他过来视察情况，先是绕着我转了半圈，然后瞪着眼睛观察我。我讨厌被这种深度近视盯着，好像我是显微镜下的细菌。倒B问白蓝：“他没事?”
白蓝说：“目前正常。”
倒B很严肃地从鼻子里喷了一股气，说：“路小路，你知道吗?你违章C^AO作，差一点把大家的安全奖都敲光啦。”
我那时候是学徒，只有学徒工资，但我知道化工厂的正式职工，每个月都有安全奖金，大概每人二十块钱，要是有人出了事故，死了残了，或是厂里火灾爆炸，全厂工人的安全奖金就会扣掉。所以说，在工厂里，闹出工伤是一件不会被人同情的事情，别人会追在屁股后面说，二十块钱没啦。当然，死掉了就不会有这个麻烦了，别人最多诅咒他下辈子投胎做个猪，二十块钱就当大家凑份子给他买棺材吧。
我问倒B：“我怎么违章C^AO作了?”
倒B说：“你没有违章C^AO作吗?”
我说：“我吸进甲醛昏过去了，我违章C^AO作了吗?”
倒B想了想，又蹦出一句八个字的成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说：“我违章C^AO作你妈。”
那天要不是白蓝在旁边，我就和倒B打起来了。倒B很瘦，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打这样的人我最拿手，一拳抡在他眼镜上，剩下的事情完全由我自由发挥了。但倒B也很嚣张，好像没意识到自己是个深度近视，捋着袖子要和我对干，这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高中时代没见过一个眼镜是这么不怕死的。后来白蓝厉声说：“你们要打架去厂外面打，不要在我这里打，也不要在厂里打。”我说好哇，出去打，打得不过瘾就喊人来群殴。倒B听了，就缩了手，说：“路小路，你记住今天。”
倒B走了以后，白蓝问我，路小路，你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我说我知道，钳工，学徒。白蓝说：“学徒在厂里打架是立刻开除的，知道吗?”我摇头。白蓝就用那种嘲笑的神情对着我看，说：“他就引你打他呢。你这个笨蛋，居然上钩。”
“我懂了。到厂外面去打就不会被开除了，对吧?”
“那就是社会斗殴，厂里不管，只要你别把人打残。”
“你真聪明。”
“教你这些，只能让你学坏。”白蓝说，“你一个小学徒，怎么学得这么流气?”
我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倒B最关心的不是我的脑袋，而是安全奖金，安全奖金比我的脑袋更重要吗?白蓝说，你的脑袋只是对自己而言重要，对别人来说，安全奖金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我说：“你也这么认为吗?”白蓝说：“他人是地狱，这句话听过吗?”我说没有，但听起来很有道理啊。白蓝就说，也未必，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后来我想了想，说。假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脑袋重要，而别人的脑袋值不了二十块钱，这倒也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中国有十亿人，我出了事故要是人人都扣二十块奖金，那他妈就是两百亿元的人民币，这太昂贵了，把我撞死了也赔不出来。我这么说的时候，她就很平静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在说胡话。后来她说：“所以自己的脑袋自己珍惜啦。”
后来我离开了医务室，走之前，我想起自己只穿着汗背心，就找那件工作服。白蓝从一个脏了吧唧的铁皮桶里捞出了我的工作服，那上面全是我吐出来的秽物，我看了很惊讶。她说：“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大小便失禁。”我叹了口气，说：“还好，没有失禁。”
我对白蓝说，能不能给我额头上贴块纱布，那里真的很疼。我没有镜子，看不见自己脑袋上的大包究竟是什么模样，但那地方连碰都不能碰一下，肯定非常之糟糕。白蓝说：“不用，就是起了个大包，没破掉就不用贴纱布。”
我说：“还是贴一个吧，这样我心里面会好受些。”
她听我这么说，就剪了一块纱布，叠成豆腐干的样子，用胶布贴在我的额头上，并且说：“这样子走出去，谁都知道你工伤了。”
“没错，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进工厂那会儿，有一个古怪的想法，希望自己以工伤的面貌出现在厂里，先是把下巴蹭破了，后来把脑袋砸出个大包，都贴上了纱布在厂里晃悠。我这么做，第一觉得自己很酷，第二是希望能得到干部们的重视，因为我不会修水泵，也搬不动六十公斤的原料桶，那就只能以工伤来表示自己是个合格的工人了。说不定他们会为此送我到化丁职大去呢?
后来我发现这个希望落了空，希望本不称之为希望，想的人多了，就说是希望。我见到那些被机器切掉手指的人，被硫酸喷到脸上的人。我终于知道，头上的纱布只会引来嘲笑，而不会带来任何希望。当然，酷是很酷的，可以说我的目的至少达成了一半。我妈一看我的脑袋，眼泪就掉下来了，为此我甚至都舍不得把纱布摘下来，直到它变成一块又脏又油的东西，使我的那个大包变成了一块皮肤湿疹，才不得不回到原来的造型。
我从白蓝那里出来之后，先是在水龙头上漱了一下口，把嘴里的酸味冲掉一些，然后回到钳工班，想起了那个该死的水泵，很想把它砸烂了。老牛逼很高兴地告诉我，那个水泵本来出故障了，因为我的头砸了它一下，它居然又重新转了起来，所以它还在原来的地方，继续工作下去。我要真想砸水泵，就随便挑一个废品砸了吧，反正水泵和水泵之间也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