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水情对于中枢诸公而言，还算不上什么一等一的大事。进入癸卯年（1903年），大事一件接一件，直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济阳决口似乎就算不上什么特别重要的大事了。朝廷在接到山东省的报告后，只是发了道上谕，表彰卓有劳绩的威胜军右翼官兵，赏银一万两以示褒奖。对于山东地方及驻山东北洋军，上谕连提都没有提。
朝廷的事情确实多且烦。
如果讲这两年的主要特点，无疑是新政唱着主角。从前年冬算起，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朝廷迅猛地奔跑——新政的力度远远超过了戊戌年康梁的那些主张。
新政的主要主要方面有三个：第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第二是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第三是改革军制，建立一支足以抵抗外侮的强军。
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做的最好的是江浙和鲁南。据统计，资本总额在一万元的民营企业，1895-1900年仅为104家，资本总额2300余万元。从1901年起，民营资本迅速增加，以鲁南为代表，在短短两年内，开办的实业超过了70家，竟然形成了资本总额上千万的实业集团，不能不令人侧目。江浙的经济实力本来就很强，以状元郎张謇的大生纱厂为例，自1901年，厂子也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实力增加了数倍。而陕西、四川、两广、两湖的私营企业都在飞速发展中。目前还没有详尽的数据，但据估计，两年来，私人资本在工业领域至少增长了两倍有余。
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更是成绩斐然。袁世凯创办山东及直隶大学堂，张之洞创办两湖大学堂，四川总督奎俊创办四川大学堂——各地的督抚们憋着劲儿地办新式学堂成了一种时尚，好像一省之内不办一所新式学堂就丢份子似的。
而这些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是千百年来只知圣贤典籍的国人闻所未闻的：物理学，化学、力学、植物学、农学、工程学、数学、地理学等等。看看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计吧：政治总义，大清会典要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国家财政学，各国行政机关学，各国土地民物统计学，警察监狱学，各国近世外交史，各国理财学术史，教育学，交涉法，法律学原理，各国政治史，各国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各国刑法总论……
当局注意到了与世界的接轨，却没有想到当学生们接触到这些知识后，会产生何种后果。
国内的教育如此，派遣学生留洋更是如火如荼。辛丑年后，朝廷鼓励游学，著名总督，清流领袖张之洞都将儿子自费送到了美国，连《纽约时报》都做了报道。国内一时间出现了留学热，以留学日本最为常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一种令中国人痴迷的清新空气，留学生以为看到了新世界，连梁启超都撰文说，“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瞧瞧吧，保皇党的领袖在日本是何种感觉？
新式教育办的轰轰烈烈，几乎成了新政的代名词。但清廷没想到的是新式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给自己找了掘墓人。学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官僚们看来，那帮学生火气太大，昔日的师道尊严被摧毁了，学生们变得桀骜难驯。南洋公学数百学生因为一件小事竟然集体退学，那件事不过是教习禁止学生阅读报刊而已。
教育是一方面，舆论的开放也是新政的标志之一。两年来，各地的报刊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让大清国的知识分子们不知所措。阅读报纸成为极时髦的举动，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百姓只要肯读报纸，民智即可开启。
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更是五花八门，由鼓吹旅游的，还有公开征婚的。这些都不算，更多的报纸涉足了政治，对大清朝充满了批评，比如鼓励剪发易服的，简直就是造反嘛。
《苏报》案的审理，为清廷敲响了警钟，让清廷意识到了报纸的威力。当一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如章炳麟之流）找到了一个用武的平台——媒体后，作用之大简直出乎清廷的最坏考虑。
新式大学堂的设立，报纸的兴起还算是精神领域的东西，物质领域的变化也蛮大。有线电报的普及，沟通了中枢与各省的联系。使得重要的消息马上便可以传过来。而各种奇技淫巧的东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带给人们生活方便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即使是守旧势力最为强大的京师，来自鲁南两大实业集团的新鲜玩意儿——从服装到交通工具，从西药到电灯，强力冲击着京师的生活。
最后一点就是军制改革了。这是新政的核心，也是新政最为敏感的东西。
慈禧对于军制改革持慎重的态度，特别是她最为倚重信任的荣禄病重之后，这项工作事实上进展很慢。
但局势的变化却由不得慈禧持重。
问题来自东北。按照协议，借拳匪之乱占领东北全境的俄军第二期撤军期满，应当撤出奉天北部及吉林全省了。但赖在东北不愿意走的老毛子借口日本人在朝鲜一侧放火烧林，援引“无他国牵制”的条款拒绝撤军。俄国驻华代办普兰森向清政府提出七条照会，要求东北境内不得开商埠，各国不得设领事，清廷不能满足，俄军就不会撤离。
清廷自然不能答应俄国人蛮横无理的要求，即使清廷想屈服，英、日、德等国也不会答应。所以，俄国人就死皮赖脸地赖在东北不走，他们算是看清了，仅靠清廷的那点武力，拿自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俄国人独霸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也昭示着李鸿章当初以俄制夷的外交路线彻底失败。事实证明，近五十年来，大清朝对外吃亏最大的不是日本人，更不是英法，而是自己的北部邻居。如果老毛子赖着不走，祖宗的陵寝之地该如何自处？割让整个东北给俄国吗？
1903年上半年，朝廷外交上最大的难题就是东北。由此引发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深刻变化。
先说政治。东北因为地理和政治的特殊性，与关内的治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设督抚而是靠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管理的。文治不修也就罢了，武备松弛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东北地处国防一线，满清所谓的国防武力，别说对付入侵的俄军，便是满地的胡子也没什么好办法了。这种情况下，提出在东北改革祖制，设立督抚的呼声日高，其出发点是先理民政，后办军事。将东北的财赋打理顺当了，整顿武备就有了条件。
袁世凯指使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上书朝廷，指出保卫我大清龙兴之地，非得足食强兵不可。而施行新政是唯一的途径。久历官场的徐世昌当然没忘借机大拍了一气慈禧的马屁，将皇太后主导的新政成绩大大地夸赞了一番。徐世昌列举了关内办新政的成绩，认为东北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只要用心去做，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来。所以，徐世昌提出了在关外实施新政的一揽子计划，俨然以主政关外的面貌出现。
可徐世昌的折子被留中，慈禧未置可否。
初夏，缠绵病榻的荣禄终于去世。满洲权贵又少了一位顶梁柱。荣禄的去世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中枢老一代政治家的凋零。袁世凯等新生代政治势力彻底走上前台，成为了满清中枢最具活力的力量。
徐世昌盯住了关外，建议朝廷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的主张立即传遍朝廷。其改革官制的建议遭到盛京将军赵尔巽等旧派官僚的反对——怕分权出去。吵吵嚷嚷了几个月，终经慈禧圣裁，决意在东北改革官制了。最高当局做出了决策，下面开始为增设的督抚岗位斗争。位子就那么几个，各派都盯的死死的，都想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山东的水患比起这件事来就微不足道了。
七月，酝酿已久的商部成立，以满清贵族载振为尚书，工矿业额铁路均归该部。重农轻商数千年的中国终于懂得了商业的重要性了，但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文化，遂行崩解，这却是朝廷未曾想到的。
东北局势危急，也给力主改革军制统一编练陆军的袁世凯以最好的借口。袁世凯上奏慈禧，分析了国防形势，认为最为紧要的是西北和东北。边防吃紧，现有兵力却严重不敷分配，于是附带拿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的计划，总数竟高达三十六个镇（师），认为如将三十六镇编成，国防无虞矣。
编练三十六镇新式陆军对于当下的满清朝廷而言不啻是天方夜谭。尽管袁世凯那个雄心勃勃的建军计划打动了慈禧。钱从哪儿来，军官从哪儿来？都不是一句话的事。袁世凯立即拿出分步实施的意见，第一期先建六镇陆军，以拱卫京畿。这个方案就比较靠谱了。于是，大家又盯住了北洋六镇，都想在其中分一杯羹。
慈禧很重视新军的编练工作。其中的核心是满族武装的建立。两年前组建威胜军是荣禄的主意，目的在于打造一支绝对忠于朝廷的新军。先期编组右翼是无奈之举，既为酬功，也为牵制一家独大的武卫右军。所以荣禄才建议将威胜军右翼派回山东。
等辛丑条约签订，联军逐步撤出京师，威胜军左翼的编组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按照慈禧与荣禄商定的计划，威胜军左翼完全招募旗丁，是一支纯粹的满洲武装。但寄予无限希望的旗人武装的组建却不顺利，由于荣禄的病重，这支部队直到去年秋天才算编组完成，战斗力就不要提了。好在袁世凯乖巧，知道太后的心病，出面组建了四个营的“京旗常备军”，这样旗人的武装超过了十个营，看上去有点意思了。在袁世凯的方案中，将第一镇的番号留给了旗兵，以示对国朝武装的尊重。
实际要争夺的，是剩余的五个镇。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威胜军右翼的问题，是将其拆散打入别的镇台，还是以其为核心单独组建一个镇台？这个问题，成为了1903年夏秋最让朝廷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