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未料到第五镇南下的速度如此神速。徐世昌是目睹了龙谦率镇台司令部于西历11月10日上午离开济南的，然后便离开济南返京了。他是15号回到的北京，他向已经出任陆军部尚书的铁良报告，龙谦已经率领第五镇出发了，按照保守的估计，预计一个半月可到湘赣。
当然，有关第五镇索饷及狮子大开口要钱的情况，徐世昌也一五一十地报告了铁良。之前铁良曾领了慈禧的口谕，只要龙谦率部平叛，一切都好谈。所以铁良不是很在意朝廷为此出了多少钱。他心目中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及彻底掌控新军的指挥权，将被汉人把持的军权统统收回来。所以，铁良很是称赞了徐世昌一顿，并且吩咐摆酒，为徐尚书高升贺。
徐世昌这才晓得，在他奉命南下济南时，憋了许久的官制改革总算出台了。保留下来的军机处仍为“行政汇总”，各部尚书作为参与政务大臣“轮流值日，听候召对”。原有机构中，外务部、吏部不变，巡警部改为了民政部，户部改为了度支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了礼部，刑部改为法部，大理寺改为专掌审判的大理院，工部与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兵部改为了陆军部。增设海军部和军咨府，未设之前暂归陆军部代管。另外，还设了专管铁路、轮船、电信、邮政诸事务的邮传部。其余如宗人府、内务府、翰林院、顺天府都保留了。
徐世昌本人倒是捞到了一个尚书的位子，不过是不甚重要的民政部，相当于后世的公安部，但实际职权很小，因为巡警制度在大部分省份尚未推行。而袁世凯则仍蹲在他的直隶总督位子上，并没有拿到他想要的陆军部，这个理论上的最高军事衙门不出意外地给了铁良。而就在这几天里，被袁世凯一直捏着的北洋第三、六两镇的兵权也交给了陆军部，落入了铁良之手。
徐世昌来不及消化这个重要的消息，他需先交接兵部的差事。与铁良的交接话题仍集中在湘赣乱局上。那边的局势很不好，赣省的官军兵力孱弱，又需确保大城市的安全，完全处于守势。湘省倒是集结起了部队，已经前出浏阳，击败了浏阳近郊的匪寇，“斩首千余……匪寇向江西溃逃”，且不说战果的真实性，不过是将叛军赶出了湘省，以邻为壑，赶到江西了。
湖北的新军正向长沙开进，所以，要想完成另一面的大包围，还要寄希望于正向江西前进的第五镇。
慈禧老佛爷已经得到了确凿的消息，湘赣叛乱是同盟会煽动的，这令老太婆极为惊恐。她现在不能听孙黄等人的消息，一听就发毛。所以饬令兵部从速调兵，精心布置，务必殄灭乱党。
十天后更好的消息传来，第五镇前锋第十七标在13号便抵达归德府，15日龙谦本人也抵达了归德，并拜会了府台李朝光，向李知府索要了最新的关于湘赣边境叛乱的情况。但李朝光的消息也很有限，只是知道叛军已经向江西流窜了，人数，装备及具体的战况一无所知。龙谦向归德府提出了粮秣的要求，李府台很为难。因为豫东南这两年不比邻居曹州，日子过的实在是不如意，导致河南大批的百姓向山东流亡。所以李府台竭尽全力，只能满足龙谦索要七成的需求。好在龙谦不以为甚，只在归德休息了一日便启程继续南下了。
龙谦硬是从朝廷那里索要了三百万两银子的“开拔费”，这还不包括要回去的所谓欠饷。按说他不能再向邻省开口了，要开口也应当是公买公卖。但自湘军和淮军起，这种事情便成了惯例，只要不纵兵掳掠地方就算好的了。李朝光的奏报倒是没有提地方受到骚扰，说明第五镇的纪律还算不错。所以，兵部，不，现在应当叫陆军部了，负责平定湘赣之乱的“有司”们争吵一番，对于第五镇向归德府索要粮秣一事最终被铁良压下了。在铁良看来，将第五镇调出山东已经是很大的胜利，只要龙谦能够快速进兵平定叛乱，有关他的过失或者罪行，有的是时间清算。
兵部再次接到准确的消息是三日后了，龙谦的前锋已经出了河南进入了安徽，计算其行军速度竟然达到每日七十里！铁良对第五镇开进的速度很满意。这个时代，步行开进的军队每天走四十里就是急行军了。龙谦的部队可大部分是步兵。这个情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铁良对龙谦的看法，他欣慰地说，看来老佛爷慧眼如炬，这位龙提督还是实心办事的，第五镇也的确是不弱于北洋诸镇的强军。第五镇大军一到，小丑们定当灰飞烟灭。
于是，铁良进宫，将第五镇进军神速的消息第一时间奏报了慈禧，慈禧很高兴，让陆军部行文抚慰，并且责令沿途官府最大程度满足第五镇给养方面的要求。
湘赣边界起义并不是孙文和黄兴所组织，黄兴是在报纸上听说了这个消息。对此极为重视，当即派出干部回国，分赴湖南、江西、江苏、湖北等省，领导并策应这次影响巨大的暴动。黄兴是华兴会的创始人，在两湖一带有着深厚的基础。同盟会高层将其视为他们近年来武装反抗清廷最大的一次行动。同盟会首脑们，尤其是孙中山急需这样一次行动，否则他就彻底在海外华侨中失去号召力了。
远在海外的孙中山接到日本传来关于湘赣边界暴动的消息，立即在美国华侨界大肆宣传，其目的当然是募集款项。同盟会缺钱，实在是太缺钱了。其来项只能依赖海外华侨，这些平时生活克勤克俭的华侨们也确实为所谓的革命不遗余力，但他们需要看到希望，不是听孙中山空口白牙地胡吹。所以，孙中山希望湘赣边界的这次暴动能搞出些名堂，至少拿下一两个大城市，在海外造成有利于同盟会的影响。
同盟会留在国内的成员不等总部的指示已经行动起来了。其中一个湖南人刘道一是华兴会巨头刘揆一的胞弟，听说湘赣举事，立即从上海返回了长沙，联络长沙的同志，了解起义的详细情况。长沙已经成了一座兵营，大批的巡防军及南来的湖北新军正在集结，局势极为紧张，盘查的极为严格。刘道一见长沙的清军过强，在长沙发动起义已经不现实，便找了一个在东京就结识的叫禹之谟的同盟会员，住在其家里，了解起义的过程，但是禹之谟对起义也是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禹之谟算是个有钱人，曾在长沙办过毛巾厂，从禹之谟那里要了些盘缠，起身去百公里之外的浏阳了，临别交给禹之谟一套暗语，要他按照暗语给上海发报，以便尽快将消息传回“革命大本营”东京。
刘道一走后，同样坚定反清的禹之谟跑到邮局拍发电报，被守候在邮局的探子抓获，酷刑之下坚不吐实，起义尚未平息，禹之谟便被湖南巡抚岑春蓂下令给杀掉了。
这是真正的烈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再说刘道一，跑到浏阳，才晓得起义军曾攻打过这里，死了不少人却没有打开城池，已经退往江西了。浏阳一带局势极为紧张，从湖北过来的一个新军标刚刚接管了城市，到处搜查可疑人员，城门楼子上便吊着十几个木笼，里面装着的都是“奸细”“反贼”的脑袋。刘道一戴着的是假辫子，一旦被盘查出来，必死无疑。所以，刘道一没敢入城，抄小路忍饥挨饿往萍乡方向赶去。
之所以赶去萍乡，是他花了一两银子借宿的那家农户说义军跑到萍乡了。在无法打探道更详细情报的情况下，刘道一姑且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过了双江，就算进入江西了。刘道一用最快的速度往萍乡方向赶，沿途关于起义的消息就更多了。大部分消息都说萍乡仍在官军手里，这让他极为失望。三天后抵达萍乡，果然打探到义军曾在萍乡附近与清军打了几仗，互有胜负。但并未攻克萍乡，而是退往袁州方向了。刘道一继续向东追赶，终于在距萍乡约50里的芦溪镇找到了义军。
刘道一摘下了帽子，扯掉了假辫子，对一个头脑模样的人说自己是奉了孙中山和黄兴的命令，从日本回来联络义军的。这个身份唬住了小头目，刘道一立即被送到了驻扎袁州的义军“司令部”，见到了起义的领导人龚春台、魏宗铨等人。
龚春台领导的起义军目前大约有万余人，散布于袁州府各地，成分也比较复杂，会党分子是主力，也是目前最可依赖的力量。刘道一来的时候，“造反派”们正为行动方向争吵不休。最令刘道一担忧的是，占领了袁州府的义军军纪极坏，大街上到处是喝的醉醺醺四处游逛的兵丁，洋枪极少，大部分兵丁都是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还有不少人干脆就是赤手空拳。
刘道一顺利地见到了龚春台和魏宗铨。龚、魏二人听说孙中山从日本派了人回来联络自己，登时喜出望外，急忙迎出门来，将刘道一视若上宾。他们现在正发愁接下来怎么办呢。
刘道一打出“钦差”的旗号，先声夺人。一旦举事成功，各位就是民国的开国功臣了。任何时候，荣华富贵的许愿都是极为奏效的。其实，刘道一自己完全是凭着理想办事，他从日本归国不久，知道孙总理去了欧美，并不在日本，黄兴也不知道家乡闹出了这一出。但现在打着孙黄使者的旗号，立即赢得了义军首脑们的尊重。
刘道一先是了解了举事以来的情况，对于他们断然撤出湖南转战江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袁州一带清廷的力量确实薄弱，但袁州贫瘠，不利久持，不是理想的地方。刘道一将自己在路上想好一套方略给龚春台、魏宗铨等讲了一遍，核心思想就是一定要在清廷尚未彻底反应过来之前行动起来，万万不可困守袁州。刘道一分析了形势，认为大家已经将反清的大旗打了出来，退路就没有了。想着被招安更是死路一条，我知道各位大哥都是响当当的好汉子，绝没有投降清廷，踩着同伴的尸体往上爬的念头，但没准下面的人存着各色各样的心思。所以务必跟大家说清楚，若是一般地杀个贪官污吏，就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喊的只杀贪官，不反皇帝，或许朝廷在拿到我们的脑袋后会给其他人一个出路，但我们打出建立民国推翻满清的旗号后就没有退路了，必须坚决干到底！大家都晓得，民心厌清，鞑子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只要我们再打下一两个大城市，比如吉安、临江一类的城市，势力会更壮大，有可能导致其他地方的起义，从而让清廷顾此失彼，若如此，大事成矣。
必须承认，刘道一还是很有鼓动力的，他连着两天给龚春台等几个首脑分析了形势，指明了出路后，基本上建立了他在起义军中的权威，刘道一的第一步目标已经达成了。
刘道一建议龚春台立即下令部队集结整顿，然后南下吉安。
为什么南下吉安而不是北上临江进而窥视南昌，刘道一是考虑到南昌是省城，清军的兵力，特别是各地已经组建的巡防营相对强大，而起义军缺少训练和武器，有的只是些热情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吉安比起袁州要富裕一些，希望在那里获得补充。
一切靠得还是“快”。但刘道一统一了首脑们的思想，打消了西进回湖南的意见，将分散在袁州附近的部队集结整编了甲乙丙丁四个纵队，每个纵队约2000人，尽可能地收集了火器及粮食，开始向吉安进发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天，局势发生了严峻的变化。
一支已经进入作战状态的军队在一次不算复杂的转进中竟然需要八天时间准备，听起来是够惊人的。实际情况是这八天里，包括刘道一在内的首领们（龚春台已经完全接受了刘道一）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几乎没有刻意地耽搁任何一点时间。特别是在刘道一指出湖北新军已经进抵长沙及浏阳后，龚春台意识到自己最初取得的优势正在丧失，困守袁州是真正的灭亡之道了。但乌合之众就是乌合之众，无法与长期严格训练将纪律刻在骨子里的军队相比。不编组不行，编组又在不停地争吵，前程八字还没一撇，内部已经开始争权夺利。义军大首领只能用义气来约束大家——民国还是遥远的云端，根本就看不清楚。
而决定了攻击方向，部队的启程也是慢吞吞的，将刘道一急的要死。一会儿这个没有，一会儿那个不行，时间就这样一点点地耗掉了。
不要说龚春台们，就是同盟会的巨头们，至今尚不晓得山东第五镇所部前锋已经以强行军的姿态进入了江西。封国柱没有执行龙谦“慢慢走”的指令，在进入安徽后反而加快了行军速度，自九江渡过长江后，直下南昌。12月1日，封国柱会见了南昌守军将领，得知叛军尚在袁州举棋不定，于是丢下自己的第十七标，亲率迟春先的骑兵标绕过南昌，直扑临江，从东面逼近了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