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五镇部队分遣广东要地，各地不断传来各种不利的消息。龙谦低估了广东对于第五镇这支客军的排外情绪了。当王明远开始整编广州府巡防营后，矛盾逐渐爆发。
其实，在各部开赴指定的驻地之前，龙谦以政治处的名义下发了一份内部文件，详细阐明了剿匪及清除会党的政策药店。总的来讲，就是先文后武，贴出安民告示，晓谕全体百姓，令土匪及会党成员限期投诚解散，凡是在期限未到之前主动出首者，不管之前犯有何种罪行，一律既往不咎。
这个办法，颇得周馥之赞赏，认为深谙孔圣人的忠恕之道。
公开的，以打劫为生的土匪一般啸聚山地密林，部队清剿土匪是天经地义之事，地方上不敢也不会说什么。但整顿巡防营就来问题了。
巡防营就是从前的绿营。据总督府的资料，全省绿营总计近三万人，全由地方养着，靡费银两的同时给不同的阶层带来了丰厚的利益。王明远根据龙谦的指示，将各府巡防营编组为保安团，立即受到了当地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抵制。
王明远整顿巡防营的做法就是登记、解散、重新录用三个程序。背后是对巡防营军饷的控制，这是致命的一招。杜绝空饷谁也不能说不对，但立即断绝了原巡防营官长们的财路。所以，首先被整顿的广州府巡防营在了解了新统领的政策后，断然策划了一次闹事，聚集了几十名坚信自己会由此丢掉饭碗的巡防营中下级官佐，围攻王明远司令部，被胡宗玉指挥编入巡防军的蒙山军部队强行包围缴械，期间发生了短暂的交火，死了四个人，伤者数倍之。王明远亲自审问，获悉是广州巡防营首脑莫新江指使，立即下令逮捕。得到讯息的莫新江抢先逃入了孚琦的将军府躲了起来。
虽然胡宗玉兵围将军府强行索要莫新江的命令被王明远取消，但此事激化了孚琦与龙谦的矛盾。孚琦立即派人召见龙谦，要求龙谦立即停止对巡防营的整顿，释放被捕官兵，厚抚死亡军官。
之前，孚琦和龙谦已经会面过了。那是俩人的第二次会面。第一次见面是第五镇入城式上，龙谦很给孚琦面子，孚琦也表示了应有了礼貌，称赞第五镇不愧是新军楷模，朝廷柱石。两人满共没有说了十句话。
第二次是龙谦上门拜会孚琦。根据周馥的指示，龙谦带了重礼登门拜会这位满洲将军。龙谦幻想着他遇到一位类似奕劻的家伙，在拿了自己的好处后对自己不闻不问。但孚琦拒绝了龙谦的礼金，指责龙谦在布置第五镇驻军时未得他的批准，属于严重的越权行事。孚琦警告龙谦，之前包围缴械广东新军的做法就是极端错误的，应立即交还枪支弹药。之后第五镇在广东的所有行动都必须有他的批准，不得擅自行事！
会面以不愉快的结果告终。龙谦甚至懒得与孚琦争辩了。反正这位自以为是的满洲将军手里没几个兵，别说广东省，便是广州市，让他的命令出不了将军府也很容易。你不要钱就是准备跟老子来硬的了，那好吧，我看你能拿我怎么办？
龙谦不理会孚琦的命令，立即组织审理广州巡防营被捕的军官，将其中七人以勾结会党、贪污军饷、欺凌乡里的罪名逮捕，移交总督府有司治罪。
此为广州巡防营事件。马上就被广州的民办报纸大肆宣传，除了一份《进步时报》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广州事件外，其余的报纸均站在蒙山军的对立面大肆攻击，说龙谦自恃军权在手，大肆消除异己，居心叵测。
龙谦指示王明远，莫新江不要管他了，先把广州府的保安团建起来再说。就这样办下去，一个府一个府地搞过去。有蒙山军在，我看他们的脑袋有多硬。
“明远，要快！我们在和朝廷抢时间！”龙谦叮嘱爱将。
“明白，请司令放心。我这就去肇庆。”王明远信心满满。
龙谦知道，孚琦弹劾自己的电文早已发出了。来就来吧，等朝廷下决心与自己摊牌之前，一定要将广东真正控制在手中。
龙谦当然要做表面文章，由充任自己秘书的许思起草了给朝廷的报告，死死咬住广东巡防营贪腐无能、勾结不法之徒的事实，表明自己下大力气整顿巡防营是必要的，是为朝廷消除隐患。
这份报告，同时抄报了总督府和将军府。孚琦那里没有回音，但周馥是要说话的。
周馥惊恐不安地注视着飞速恶化的局势。他知道，龙谦已经等不及了。
10月21日，周馥召见龙谦，认真地谈了两个时辰。因为两人是闭门密谈，内容自然不为他人所知晓。但在四天后，周馥向朝廷发出了支持龙谦整顿巡防营的电报，算是公开表明了立场。
不知为什么，朝廷没有表态。而王明远的整顿步伐并未停止。自广州府之后，王明远对肇庆府的整顿还算平静，又成立了一个保安团。取名肇庆保安团，兵员大都来自原巡防营，但主要军官则由王明远派出。
但第三个被整顿的惠州府再次发生流血冲突。惠州府驻有蒙山军的一个标，不识时务起兵抗拒的巡防营被迅速打散，死了几十人。军官除了逃掉的，全部被抓。
广东再次轰动，连上海的报纸都报道了肇庆府的流血事件。
肇庆府士绅组织起来跑到广州，他们不敢去龙谦的提督府闹事，而是跑到总督府及将军府请愿，要求抓捕凶手，为死难的肇庆子弟报仇。
广州又是一轮新闻轰炸。孚琦再也坐不住了，这个光杆司令必须借助周馥的力量来对抗龙谦了。
先不说孚琦的焦虑不安，我们将目光放在龙谦身上吧。
许思已经穿上了军装成为了龙谦的私人秘书。她很喜欢穿上军服的感觉，因此剪掉了一头黑亮柔顺的秀发，令龙谦很是惋惜，不过没有说出来。
别说，许思剪掉长发穿上军服后，很有些英气勃勃的样子。而龙谦现在也确实需要一个文字方面的助手。广州军制改革，龙谦没有成立副官处，他的杂务原来是欧阳中负责的，事情杂，欧阳根本没时间做文字工作，另一个愿意是龙谦曾让欧阳中写过材料，认为他这个办理杂务很得力的亲信副官文字方面的才能很平庸，所以，一切的信函文件都亲自动手。其实。欧阳中在山东时曾为龙谦物色过文字秘书，龙谦试过后不甚满意，没有留用。
自打许思来到身边后，龙谦发现许思思维敏捷，文字功夫极好，关键是懂官场文书的格式。这下子解放了龙谦，给他腾出了不少的精力。一些想法，只要口述给许思，几乎落笔成文，内容很对龙谦的胃口。
许思被欧阳中安排住在龙谦的隔壁，对外只说是司令的秘书。名字也改了，叫颜昕若，只有龙谦知道这个名字的含义。
第五镇司令部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许思的真实身份。
11月2日，许思给龙谦看了一篇刊登在《进步时报》上的文章，题目叫做《巡防营改组惹了谁》。龙谦一看便大为激赏。注意了文章的署名叫做南华生，显然是笔名了。
“我想见一见这个南华生。”龙谦将报纸收起来。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你手下真没有这样的人才，这种文章我是写不出的。我调查了，他真实的名字叫洪粤诚，是《进步时报》的老板兼主笔。”
“哦？”
“王前曰趋士，士前曰趋势。你最好屈尊前往。”
“正该如此。一个武夫，谈什么屈尊？”龙谦哈哈大笑。
当日下午，龙谦化了装，带了许思欧阳中和数名贴身警卫去报馆见这个洪粤诚。
路上，许思向龙谦介绍了洪粤诚。她留意《进步时报》已久，将这个人打听的一清二楚。
洪粤诚是广东人，今年三十岁。父祖两代经商，在肇庆府很有名。洪粤诚不喜八股取士之法，又不愿捐官，由此断了仕途之路。二十二岁上出国游学了一大圈，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在欧洲转了个遍，却没有拿到任何的学位，说是留学，还不如说是旅游。这一去就是五年。奉父命回国娶妻后，没有接管家族的生意，而是在全国跑了一大圈，其中在山东足足住了半年，回来后定居广州，自费办了一份报纸，就是现在小有名气的《进步时报》，成了广州新闻界的名人。
足足等了一个时辰，待洪粤诚写完了今日的时评，才在他那凌乱不堪简直无从下脚的办公室接待了龙谦三人。
“三位是何许人？见我有何指教？”
“鄙姓陈，他们俩个是我的随从，也没什么要紧的事。”龙谦穿了一身白身西服，戴着礼帽，脚下是擦得铮亮的尖头皮鞋（这套行头是欧阳中刚买来的），打扮很像南洋富商，“看了先生写的时评，很感兴趣，想与先生聊一聊时局，唐突之处，还望海涵。”
“陈先生是做什么的？”
“啊，我从南洋来，想在广州做点生意。算是生意人吧，不过比较关心时局罢了。”
“等等，”洪粤诚凝视着龙谦，“你不是生意人，更不是南洋回国的。如果连身份都不愿见告，就不谈了。送客。”
龙谦微微一笑，“哦，何以说我隐瞒了身份？”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了，近距离仔细端详着洪粤诚，皮肤黝黑，脑袋很大，眼睛也很大，还有一个大鼻子，显得很特别。没有留辫子，而是将长长的头发胡乱在脑后扎了个结。穿了件灰色的绸衫，脚下是一双黑布面的鞋子。
“你不是商人，而是军人。只要不是瞎子，就不会看不出来。”洪粤诚冷冷地说，“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请吧。”
“好吧，我是军人。难道洪先生对军人有成见？”
“提督大人化装前来，又为何事？”
欧阳中和许思同时一惊，不由得互相望了一眼。
“哈哈，当真有趣。洪先生何以断定我的身份？”
“你的口音。你的举止。特别是你难以掩饰的睥睨一切的霸气，加上市井间流传的一些传说，故而知道你便是广东提督龙谦。”
“好吧，我便是龙谦。”龙谦承认了。
“龙提督是为那篇文章而来吗？”
“也是，也不是。看过先生的系列时评，一些问题想和先生做一番探讨。”
欧阳中和许思注意到，这位看上去其貌不扬的报馆老板兼主笔在得知龙谦的身份后毫无异状。
“哦，龙将军要和洪某探讨什么问题？”
“我看了先生前些日子那篇关于明治维新的评论。心里有些疑惑，朝廷搞洋务已经几十年了，说起来似乎也是受了东邻的影响。为何日本维新成功，国力蒸蒸日上，但我们却举步维艰？我没有去过日本，有关消息都是道听途说，而先生是实地考察过日本的，愿先生教我。”
“闻说将军生长于美利坚国，学识宏远，这是考校洪某吗？”
“不敢。龙谦乃实心求教。”
“好吧，我便说说我的看法。第一，维新基础有别，满清不具备日本的有利条件。”
“哦？”
“日本有地方分权自治，而中国则高度中央集权。日本在中央集权下，地方存在着一定的分权，其明治维新前的社会结构，与西欧封建末期之社会结构极为相似。而此结构则为欧洲工业革命的温床。日本既有此温床，因此一经与西欧接触，符节相合，一个东方产业革命乃应运而生矣。其二，日本虽闭关锁国，但仍有渠道了解世界，中国闭关锁国对外一无所知。”
“愿闻其祥。”
“十六世纪起，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主要是由荷兰人传到日本。因为主要是通过荷兰语进行研究的，日本人就把这种学问叫做‘兰学’。从1633年到1639年，幕府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来往，只剩下长崎这个地方与中国和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但是兰学的传播，使得日本人意识到汉学的不足，也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到了1720年，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终于解除了不准许输入荷兰书籍的禁令，于是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又重新出现了兰学热。兰学主要在医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等领域发展起来。日本人通过荷兰语，了解到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维新前的日本教育发达，江户末期在男子中40%-50%识字，妇女也有15%的识字率，远胜中国。”
“在鸦片战争被英国人用大炮打开国门前，清朝人对世界一无所知。就连号称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实际上对外也知之甚少。直到战争开始前，林则徐还认为英国兵到了陆上就会‘一仆而不能复起’，而他更坚信英国必须购买中国的茶叶盒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统统便秘而死。当时清朝人对外的无知，由此可见一斑。”
“1862年，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二十年后，日本幕府派出了商船‘千岁丸’号，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发现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上海居然乏人知晓，这令他身为震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日两国对于了解和接受世界的态度实有天壤之别。”
“很有道理。”龙谦点点头。
“明治维新一帆风顺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举步维艰的原因在于，明治维新是实力强大的多数人推动的革命，自然过程顺利，而洋务运动则是少数远见之士的奋力挣扎，无法撼动顽固的大多数。推翻幕府是上下联手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日本年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极为脆弱，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及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联合，既有基地又有武装，广大市民和农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府的武装。它联合了资产阶级，封建藩主、农民等阶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去迅猛的速度推翻幕府的统治，把大权还给天皇，进行改革。”
“请先生讲下去。”
“明治维新得以成功因维新主体是实力强大的武士商人联盟，洋务运动是清朝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唤不醒多数人的苦涩尝试。洋务运动是少数人发起的自救运动。在闭关锁国的中国，还有更多的未开明的士大夫、官僚主义强烈的反对这种‘崇洋媚外’的做法。顽固派痛诋洋务派提倡的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使用‘用夷变夏’的洪水猛兽。据说，恭亲王奕訢设立天文馆时就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
“最后，底层社会近代化的效果：明治政府能比清朝从底层拿更多的钱，而朝廷为洋务运动新政横征暴敛却导致了广大农村民生凋敝。”
洪粤诚说的口渴，许思见状，立即拿起桌上的茶壶为他续上了水。洪粤诚对许思点点头，“毫无疑问，在利用国家力量发展西洋实业的时候，明治政府与清政府都遇到了钱从哪儿来的问题。两者的解决路径也是如出一辙——压榨农民。但为什么明治政府就能从农民那榨出更多的钱来？”
“正是我的疑问。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
洪粤诚很惊讶龙谦的这句话，许久才点点头，“提督大人此话极有见识。1873年，明治政府正式发布《地税改革条例》其内容主要为，1、把课税的基准从原来按不稳定的收获量改为按一定的地价；2、将实物缴纳改为货币缴纳，税率定位地价的3%；3、规定土地所有者为纳税人。这里的核心是地价的核定，站在官府立场，核定地价当然要极力提高，这样才能带来更多的收入，为此，日本很是乱了一阵。但受损失的是地主而不是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在满清混乱的财政和财政管理之下，康熙帝当年定下的‘永不加赋’的承诺，虽然是清政权的立国之基，却也成了过期作废的旧船票，无法登上‘上下交征利’的新客船。当然，康熙的承诺既然如此庄严，后世继位之君就必须在表面上予以维持，‘赋’是不会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费’！遍及全国，名目繁多，令农民们不堪重负。各地虽变相加征田赋，却都刻意回避田赋二字，以便维持康熙皇帝的庄严承诺。一时间，‘亩捐’、‘抵征’、‘漕粮加价’、‘规复钱粮’等新名词层出不穷。而且，越是鱼米之乡，负担越重。田赋之外，各级政府还在民众日常必需的食盐上大做文章，‘盐都吃不起了’，成为民生艰难的最生动写照，由此推动了整体物价的飙升。”
“讲得很清楚。但日本下层为什么比我们更能承担更重的税负呢？”
“这个问题提的好。简单的说就是公平。1878年-1880年，明治政府实现了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体制。明治政府通过对原来无秩序的府县财政组织化和制度化，即征收权的强化、税源的确保和费目的法定，实现了地方财政制度的初步近代化。公平的赋税制度，即使重一些，民众尚可接受。有一个例子，当初，英国比法国相比，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而法国在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交税的，比如贵族。英国的社会结构在很长时间内比法国稳定的多。”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洪先生，您认为我们搞的新政运动会是什么结果？”
“很显然，清朝将走向离心分裂。”洪粤诚肯定地说，“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走向了两个方向。明治维新随着近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一个高效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了起来。而为了维护旧格局产生的洋务运动，却导致了地方实力派的坐大，埋下了后来军阀割据的祸根。随着镇压太平天国，朝廷中央的军权与财权都逐步地下放到地方。在洋务运动中，由军事发家的地方大员凭借雄厚的军事力量为资本——这些军事力量用以之称清廷的统治——从中央不断分得财权，壮大自身的力量。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掌握了绝大多数的洋务企业，增强了与中央进行对话的资本。随着中央势力的绝对弱化及帝制时代忠君思想的丧失，地方渐渐飞扬跋扈，不受中央节制，最终发展为军阀割据的局面。”
说到这里，洪粤诚意味深长地看了龙谦好一会儿，龙谦则面无表情。
“而日本统一的唯一道路，即废除立于封建制度上的藩和藩知事，改为朝廷直辖的郡县制度。维新政府分阶段解除了原藩国领主占有土地和领导人民的权力。随后又通过逐步改组政府，将大量旧贵族从中央政权中排挤出去。明治十八年的官制大改革，日本现代官僚体制逐渐形成，拥有近代国家机器集权而高效的特点。我的结论：靠中世纪的底层社会，想撑起近代化甚至现代化的上层，是不可能的。”
“啊，真是痛快。先生可否给龙某一个面子？咱们搞点饭，秉烛夜谈，不宜快乎？”
“我这里可没有什么好东西……”
“欧阳，你去搞点酒饭来。”龙谦下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