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一会，赵祯端起茶来轻啜几口。.放下碗，看着徐平，缓缓地问道：“你我君臣相得，甚是难得。当初你登进士第，朕临轩唱名的时候，突然间天现瑞光。宰相张知白贺朕得人，天下必将因你而兴。到如今十五年矣！你在朝廷掌三司，天下钱粮不缺，出外统兵为大帅，一战灭交趾，再战灭党项，回京前败契丹于云中。文事武事完足，张知白当日之言，于今已经一一应验。现在召你回朝，虽为次相，朕实以天下事付你！人言天下兴衰决于宰相，本朝相位至重，国家兴亡皆系于此。宰相以道佐人主，你可教我圣人之道？”
徐平捧笏，低头敛目，沉声道：“臣闻圣人之道，百姓安乐，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赵祯语带不悦，一字一顿地道：“我问你圣人之道，以求治世，诚心实意！”
徐平神色不动，道：“臣答陛下所问，一本正经，并无虚言！”
赵祯看着徐平，沉默了好一会，才道：“既如此，该如何达致圣人之道？”
“臣在陇右军中，天都山一战之前，与军中的士子闲谈，他们曾经问臣之学。臣以君子、仁、义对之。此非士子一时闲谈，而是治国之道。”
仁义是这个年代的政治正确，赵祯听了，肃然端坐：“这番议论朕也听士人提过，只是一直不知究竟，难窥全貌。宰相从容讲来，愿闻其详。”
徐平起身捧笏：“古今贤者探治乱之源，辨人之性情，述仁义道德，达天理人欲。有讲人欲害天理，故要存天理，灭人欲。有讲人欲是一切根本，我心即天理。臣以为，人生于世间，父母精血所诞。要生则要有食物果腹，要繁衍后人故有色之娱，知羞耻故有衣物遮体。此人欲也，人生而有之，不从则难以存活，族群无以繁衍，实未知其恶。人生于天地之间，必本于地气风俗，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草原上就只能放牧牛羊。地气乃天理所化，是故知，人必从于天理也。”
“物有阴阳，人有天理人欲之两面，此理之常也。既非人是天理所化，亦非人依人欲才立于世间，而是这本就是人之阴阳，不可偏废。一阴一阳谓之道，孤阴则不长，独阳则不生，必阴阳相济，才达治世。要达圣人之道，便需从这天理人欲中去寻。”
讲到这里，徐平捧笏，用眼角的余光静静地看着赵祯。这是一切立论的根本，如果赵祯在这里不同意，后面的内容，要展开去讲就难了。人性善恶，自私还是无私，利己还是利人，放在意识形态系统里，都是不是一句简单的话。
社会的道德判断，政权的政治结构，都要从最根本的地方讲起。从人性生发，后面还有分叉，会演化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有的接近，有的大相径庭，还有的截然相对。不能把意识形态最关键的节点统一，则后面的施政就会引起激烈争论，难以被认可。
人是社会动物，先有人的生物特性，再有人的社会性。否认人的生物特性，从社会性去构建人的本性，会导致非常大的麻烦。极端的资本主义者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需求出发，去反推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极端的公有主义者，从认为私有财产终将被消灭出发，去反推人无私，都会让社会得病。人性的限制在将来会不会变得无关紧要，徐平并不知道，他没有生在达致那个阶段的社会里。但现在，人的这一特性缺一不可。从存天理灭人欲，再到放纵**，这不只是社会现象，更有内在的思想脉络。
沉思良久，赵祯点头道：“宰相所言，朕以为，天理存于人欲当中，人欲当中亦含着天理。天理与人欲虽分为二，实则合一，所谓阴阳太极之道，此之谓也。”
徐平出了一口气，捧笏躬身行礼：“陛下见识精深，确是如此。只是阴阳太极，虽曰合一，但太极就是太极，阴就是阴，阳就是阳。虽曰有分，望之则如一。虽望之如一，实则阴阳相合是太极，太极内含着阴阳，此为易之道。”
赵祯缓缓点了点头：“你在陇右作战数年，没想到学业不辍，兼及易理。”
徐平不能在这个问题深入下去，易理他并不精通，只是取了于自己有用的部分，来说明这一套理论而已。赵祯从小就被明师教导，深入探讨必然露怯。讲经义，自然有词臣经筵讲官陪着赵祯去研究，自己一个宰相不是做那个的。
“人生于天地之间，而长于人群。人人都有天理人欲，天理或相合，而人欲不合，必有相处之道。所谓君子、仁、义，即人相处之道，亦为治国所本。”
赵祯问道：“何为君子？愿闻其详。”
“君子何义，臣难以尽言，如天上北辰。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此其谓也。臣只知君子之行，《论语》一书，论之甚详。详其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君子求诸己是也。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是也。君子不以言取人，不因人废言亦是也。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聪明如夫子，也只是道何是君子之行，何非君子之行，而不道何为君子。君子如北辰，景行行止，心向往之而不能至。”
“此为真读夫子之书者也。”赵祯点头，“宰相坐。坐而论道，古礼。”
徐平谢过，坐回位子上。到了这一步得到赵祯认可，已经成了大半，不由出了一口气。
请过茶，赵祯又问：“士大夫当遵君子之行，人君亦当守君子之行，此无疑义。然以仁义治国，汉行之，虽有文治武功，终不免败亡。敢问宰相，汉亡是失仁义之故与？”
徐平捧笏：“回陛下，圣人之道犹如君子之于士大夫，可照亮前行，然而路上走得到底如何，却又非全归于仁义者。失天下，必失仁义，此无可疑。仁义一时之失，未必就会致天下败亡，此有挽一时失仁义之术而已。有挽天之术，而曰天下不必本于仁义，是匹夫之见。不行仁义，纵能一时挽天倾，终不能长久。是故，天下之治终究归于行仁义。仁义乃天下所本，而非一时之用，讲仁义之用，则未过儒门门槛。”
至汉朝中原汉族完成了文化大一统，天下之民皆称为汉人，而不再称秦人、楚人，齐人、燕人。汉儒的大一统本于天命，虽然后人说是编造出来愚弄下层的，但实际上当时从皇帝到大臣都信得很，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尤其信这一套。从魏晋到隋唐，天命之说已经难以为继，避于江南的中原正统终不能光复天下，残民者昌，佑民者殃。
到宋朝儒学再兴，天命说被放弃，宋儒改以公天下、查治乱的正统说来代替。从古文运动到疑传惑经，再到六经注我，都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然而宋儒的努力，最终还是没有改变被蒙古所灭，中原陆沉的结果。这些努力，实际上随着宋朝的灭亡就离去了。
历史不能假设，认为宋朝不灭会如何，实际上宋朝出现这种思潮，从皇帝到士大夫都愿意做出让步，正是因为有巨大的外部威胁。没有外部威胁，内部矛盾就会转趋激烈，皇帝和士大夫相携相让的局面也不会出现。
宋亡之后是元，明灭元，之后又被清灭。清末正统论再次被拿出来鞭尸，从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破正统论入手，打破汉族的文化一元，中原一统，又是后话。
文武完足，徐平立下如此大功，来任宰相要职，比其他权相更显眼，会不会引起赵祯猜忌，甚至下毒手？想多了，是把历史的特例当成了通例。实际上两宋三百余年，并没有因为宰相威望过重，权力太大而让皇帝下毒手的。哪怕是宋太宗时期规矩未立，那时的权相赵普甚至插手皇太子之争，最后也没怎么样。一时失宠外贬是有，最后恩遇不失，安然去世，身后得享哀荣。
有这种想法，根本上还是没有认识到宋朝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虚言，而是整个政权的根本。在这种政治结构下，权力再大的宰相，也无法威胁到皇位。而再是猜忌心重、专权独断的皇帝，也不会对宰相下手，不然天下根本动摇。
宋朝的皇权与相权，有矛盾，但更多的是合作。双方之间不是你多我少，除了极个别的权相，大多数时候是相权加强，皇权随之加强。不认识到这一点，徐平怎么敢来做这个改革的宰相？再是大公无私，也得先为自己和家人考虑。
讲善猜忌，刻薄寡恩，手段毒辣，甚至是勤政，宋太宗都不下于清朝皇帝雍正。但雍正朝杀得人头滚滚，太宗朝的赵普哪怕卷入太子之争，最后落败，也能安然离世。
问道于宰相，施政于天下，徐平只有向赵祯讲明白了自己的施政根本，获得了他的认同，才能推行强有力的改革。改革成功，取得成效，徐平有功，赵祯有德，大家各取所需而已。徐平的功，远不能威胁赵祯皇帝之德，实际上是大大稳固了他的皇位。
讲过了人性，接下来，徐平要结合这一套意识形态，讲自己要如何施政了。
只有把意识形态、政治结构与具体施政打通，才能推行一场顺利的改革。至于这场改革会触动谁的利益，谁倒霉，谁得利，其实不用想太多。能够影响到改革的官员，并不会像到菜市场买菜一样，斤斤计较自己得了多少利益，失去了多少利益，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根本就算不清个人的利益得失。真正让他们拼争到底的，是意识形态的差别。
把改革的成败说成哪派人屁股坐在哪边，是回避意识形态，随手给出的一个解释。
历史上数十年之后的熙宁变法说明了这一点，千年之后的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历史洪流面前，个人利益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不管具体斗争的手段如何，能在思想上包容反对者，互相提携，互相纠偏，改革中就能取改革者和反对者的上限。而如果你死我活，形成党争，就会取双方的下限。
关键在思想的碰撞，而是不斗争的手段。哪怕双方火并，战场上打生打死，做到了思想上的包容，就能取得一个好的结果。而如果思想上不包容，哪怕是双方客客气气，温良恭谦让，一样会取出双方的下限。
这是改革的逻辑，改革者当遵从这个逻辑，不要把好事变成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