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为一个群众运动做好铺路工作的，是那些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但一个群众运动要能实际诞生出来和茁壮成长，却必须借助狂热者的气质与才干；而最后可以让一个群众运动获得巩固的，大半是靠务实的行动人。
104.言辞人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动摇既有的体制，削弱当权者的威信群众运动一般都是在现行秩序信用扫地以后才会出现。但一个秩序会名誉扫地，更多时候不是它犯了大错或滥施暴虐致之，而是心有不平的言辞人（menofwords）①积极促成的。如果一个地方缺乏言辞人，或这些言辞人心中没有不平，现行政权再无能和腐败，也可能会继续掌权，直到自行倾圯崩溃为止。另一方面，一个体制即使有再多美德和活力，如果它争取不到言辞人的效忠，一样有垮台之虞。②
正如我们在第83和86节指出过的，一个群众运动的实现和延续都需要暴力。一个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是一种冷酷无情的事业，其操控者是一些冷酷无情的狂热者，他们借助文字言说，只是为了让他们靠强制手段得来的归顺看似出于归顺者自发。但这些狂热者只有在现行秩序已经信用破产、不再得到群众拥护时，才可能乘虚而入，掌握权力。在这之前，动摇既有体制权威和让群众产生求变之念的工作，只有受到公认的雄辩者和作家才能胜任。只要现行秩序大体还能运行，群众的基本态度就会是保守的。他们可能会想到改革，但不会想到全面革新。狂热的极端分子不管多么能言善辩，都只会使群众觉得他们危险、诡诈、不实际，甚至是疯子。群众不会被他们打动。列宁就了解到，在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方，共产党员“会感到难以接近群众……甚至难以使群众听他们说话”。此外，一个政权不管多软弱、多宽容，都、极有可能会对狂热者的活动加以激烈还击，并从中获得新的活力。
①作者这里所说的“言辞人”大体是指知识分子，而他所说的“心有不平”或“好斗”的“言辞人”，则是指鲁迅一类揭发社会黑暗、批评腐败政府不遗余力的知识分子。——译注
但群众对典型言辞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群众会愿意倾听他们的话，这是因为群众知道，不管言辞人的话有多么激烈，都不会产生实时效果。当局要不是懒得管他们，就是只会用温和方法加以对付。正因为这样，言辞人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动摇既有的体制，削弱当权者的威信，使既有的信仰和忠诚弱化，从而为一个群众运动布置好舞台。
言辞人、狂热者和务实的行动人三者之间的分别，我们将在以下几节加以讨论。但这不是说他们的分别是绝对的。例如，甘地和托洛茨基起初显然都是只会用嘴巴的言辞人，但日后却成为卓越的领导者或将军。穆罕默德起初也是言辞人，但后来却成为死硬的狂热者，再后来又蜕变为出色的行动人。列宁这个狂热者则同时是个言辞大师和罕见其匹的行动人。我们之所以把三者加以区分，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能为一个群众运动做好铺路工作的，是那些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但一个群众运动要能实际诞生出来和茁壮成长，却必须借助狂热者的气质与才干；而最后可以让一个群众运动获得巩固的，大半是靠务实的行动人。
在本来没有言辞人的地方出现了一小批言辞人，本身就是迈向革命的一大步。西方列强会在亚洲间接和无意中孕育出一些群众运动，除了因为它们点燃了亚洲人民的仇外情绪（见第1节），也因为它们出于慈善目的而建的教育机构培养出一些言辞人。很多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领袖，都曾经在保守的西方学校读过书。贝鲁特的美国学校--它是由一些敬神畏天主的保守美国人资助和主持的——就是孕育阿拉伯世界革命者的温床。另外，中国那些教会学校的老师，毫无疑问亦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为中国的革命做了铺路的工作。
105．造就法国大革命的是虚荣心，自由只是借口
言辞人分为许多种不同的类型。他们可以是教士、先知、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或一般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读书写字是一项艰难技艺，只要是读书人都可居于言辞人的地位。同样的情形见于古埃及，识读图形文字只是少数人的专利。
不管是哪一类型的言辞人，差不多都有一种深切的向往：被肯定。这种向往决定了他们对现行秩序的态度。拿破仑说过：“造就法国大革命的是虚荣心，自由只是借口。”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不安全感。哪怕是最有天分最多产的作家，都会过着一种不断自疑的生活，需要每天生产出新作品来自我肯定。雷．咪萨(-deR6musat)对梯也尔(Thiers)的评论大概适用于所有言辞人：“他的虚荣心要多于雄心，他喜欢别人尊重多于服从，喜欢得到权力的表象多于权力本身。你可以常常请教他，然后照自己的意思做。他会看到你的恭顺多于你的实际行为。”②
几乎每一个喜欢找茬的言辞人，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在位者只要表现出谦恭和怀柔姿态的话就可以把他争取过去。处于这个阶段的言辞人大都会乐于当趋炎附势者和朝臣。要是当权的法利赛人曾经礼贤耶稣，称他为拉比，以恭顺态度聆听他说话，那耶稣说不定就不会去宣扬一种新福音了。如果路德早早得到主教职位，从事宗教改革的热忱也许就会冷却。普鲁士政府要是授予年轻的马克思一个头衔和重要政府职位，说不定就可以把他争取过来；拉萨尔(Lassalle)①的情形大概也是如此——送他一个头衔和一袭官服也许就可以得到他的效忠。不过，等到一个言辞人完成自己的一套哲学或主义之后，他就不容易会动摇，不容易受奉承和引诱影响。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发言人，马克思的门徒。——译注
不管一个抨击当局的言辞人，多么相信自己是为被压迫者和受伤害者仗义执言的斗士，他的动机十之八九都是私人和个人性的。他悲天悯人的态度通常都出于对当权者的憎恶。②罗素说过：“只有极少数和极例外的人会具有对全人类的爱，以致无法忍受大众的不幸和痛苦——不管这种痛苦跟他有没有切身关系。”③棱罗以夸张的措辞道出同一个事实：“我相信，让一个改革家——哪怕他是上帝最神圣的儿子——如此悲伤的，不是同胞的苦难，而是他的私人隐痛。要是这种隐痛被拿掉……他就会道歉都不说一声就抛弃他的同志。”④
若是一个言辞人的崇高地位受到当权者恰如其分的承认，他往往会找出各种高尚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站到强者一边，打压弱者。例如，路德刚开始挑战天主教会时，曾对“贫穷、单纯、普通的大众”①寄予莫大同情，一旦得到德意志各诸侯的支持，他却宣称：“不管政府多么坏，上帝会宁愿忍痛让它存在下去，而不会容许暴民反抗，不管他们多么有理。”②受达官显贵礼敬的柏克(Burke)把人民群众称为“蠢猪似的大众”，并建议穷人应该“忍耐、勤劳、节制、俭朴和敬虔”。③在纳粹德国和俄国，被捧在手心的言辞人并没有冲动要站在受迫害者的一边，去谴责残忍无情的国家领导人和秘密警察。
106.一个体制明明无能已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当权者已经与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
每当我们看到一个体制明明无能已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就可以断言：这个体制要不是完全没有读书人阶级，就是当权者已经与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如果所有读书人都是教士，那教会就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所有读书人都是官吏，那现政权就不太容易会遇到反抗。
天主教会在公元10世纪教皇约翰十二世(John,XII)主政时期坏到不能再坏，其腐败和无能要比宗教改革时期尤有过之。但在公元10世纪，所有有学问的人都是教士。反观在15世纪，因为印刷术和纸张的出现，读书识字不再是教会的专利。作为宗教改革先导的，正是非教士身份的人文主义者。至于那些与教会关系密切的学者，或是受教皇礼遇的学者，他们“总的来说对既存制度——包括教廷滥用权力的现象——采取宽容态度，也绝少介意，粗鄙的民众被弃置在迷信的黑暗中——因为他们自己能从这种黑暗中受惠”①。
就像古埃及一样，古代中国的稳定性是官僚系统与文人紧密结合的结果。反之，大清帝国唯一有力的群众运动——太平天国起事——则是由一个在科举中屡次名落孙山的读书人所发动。②
罗马帝国的经久不衰，部分是罗马统治者与希腊的言辞人协力合作的结果。被征服的希腊人觉得罗马的法律和文明，都是他们的。这就不奇怪，当邪恶变态的罗马皇帝尼禄——他是希腊文化的夸张仰慕者——在公元67年出巡希腊时，会受到希腊人歇斯底里的欢迎。他们打心底把尼禄看成一个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同侪。“为了使他高兴，他们把各种竞技都排在同一年中举行。所有城市都把他们在竞技中赢得的奖品转送给他。各个委员会继续等待着他，乞求他赏光造访和高歌。”反之，尼禄也不吝赏赐希腊人各种特权，又赐予参加地峡运动会(IsthmianCames)的希腊人以自由人的身份。
在《历史研究》(ASTUDYofHIstory)一书中，汤因比教授(A．J．Toynbee)引用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劳迪安(ClaudianofAlexandria')写成于恺撒征服埃及近500年后的一首歌颂罗马的六步诗后，怨叹说：“要证明君临印度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要比罗马帝国[对埃及]更仁慈和更开明并不难，但要在印度的任何地方找出一个克劳迪安却很难。”①但我想以下这个假设应该离事实不远：要是英国在印度不是只关心土王、大君的利益，而是也花过力气笼络知识分子，给他们平等待遇，分他们一杯羹的话，那英国人的统治说不定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可惜的是，统治印度的英国官员是任何地方的知识分子都不放在眼里的那类人。他们都是些行动人，习染了英国人生而优越的信念。他们一般都瞧不起印度的知识分子——既瞧不起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也瞧不起他们印度人的身份。印度的英国人竭力把行动的领域保留给自己。他们从未认真培养印度人成为工程师、农学家或技术专家。他们建立的教育制度志在培养“不务实”的言辞人。讽刺的是，这种制度不但没能维护英国的统治，反而加速其寿终正寝。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失败，部分也是因为典型的英国殖民官吏与言辞人之间缺乏友好关系。大部分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尽管强于行动，但因为教养和传统使然，本质上都是言辞人，也都是最受不得藐视和侮辱的。但英国殖民官吏却把他们看成一群怯懦和不知感恩的生事者，以为只要英国人一撤走，犹太人就会成为好战的阿拉伯人的俎上肉。犹太人也痛恨英国官员以指导者自居的态度，因为这些人在经验和智慧两方面都及不上犹太人。负责印度事务的英国官员要是换成赫胥黎(JulianHuxley)、尼科尔森(HaroldNicolson)或克罗斯曼(RichardCrossman)一类的能士，大英帝国说不定就可以保住巴勒斯坦的治权。
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纳粹政权，显然都深谙言辞人对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在俄国，文人、艺术家和学者都分享到统治阶级的特权。他们全是高人一等的公仆。虽然要服从党的路线，但他们受到的束缚，并不多于精英分子。在纳粹德国，希特勒想要让精英阶级垄断一切知识的计划尽管邪恶，却不是有欠实际考虑的。在这个计划中，知识分子将会负责统治他预想中的世界帝国，而一般民众只会得到最起码的教育。
107.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都是由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为其前导
在历史上导引过各个群众运动的言辞人中，18世纪的法国文人是我们最熟悉的典型。相似的模式也可从其他群众运动兴起前的阶段找到。例如，为宗教改革打好地基的，是那些撰写小册子挖苦和谴责教士阶级的人和罗伊希林（JohannReuchlin）之类攻讦罗马教廷不遣余力的文人。基督宗教能够在罗马世界迅速扩张，部分是由于它想要取代的异教信仰早已名誉扫地。这种拆卸工作是由希腊哲学家做好的，他们讨厌古代信仰的幼稚，纷纷在学院和街衢上大肆抨击与冷嘲热讽。基督宗教在犹太教徒中少有收获，则是因为犹太教得到犹太言辞人的热诚效忠。拉比和他们的弟子在当日的犹太社会里享有崇高地位。在言辞人对社会秩序有极高支配力的地方，没有任何让群众运动自内发展或由外传入的余地。
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运动，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是由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为其前导。知识性理论家与革命性群众运动的关系不需要我来强调。但同样重要的是，所有民族主义运动——从法国大革命到最近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都是由爱挑刺儿的知识分子而非行动人构想出来的。被认为是爱国主义支柱的将军、工业家、地主和大商家都是后来者，是到了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后才加入的。在每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初级阶段，最必须投入力气去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服和争取上述那些爱国主义的未来支柱。捷克历史学家帕拉茨基(Palacky)说过，他和一小群朋友用餐，要是那个晚上饭厅的天花板垮掉了，就不会有捷克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①这一小群“不务实”的言辞人乃是任何群众运动开始时不可缺的。德国民族主义的催生者是德国的知识分子，一如犹太复国主义的催生者是犹太知识分子。言辞人因为极在意是不是被尊重，所以哪怕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或群体（种族上、语言上或宗教上的）受到羞辱，都会反应激烈。费希特(Fichte)②会起而呼吁四分五裂的德国统一，成为一个可以主宰欧洲的强权，正是受拿破仑对德国人（特别是普鲁士人）的羞辱所刺激。赫茨尔(TheodorHerzl)③会鼓吹犹太复国主义，则是因为目睹了俄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数百万犹太人所受到的屈辱。某种程度上，那场把英国势力赶出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乃是肇始于一个瘦巴巴、戴眼镜的印度人④在南非的一再受辱。
108.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激情澎湃
那些爱吹毛求疵的言辞人是怎样通过持续的嘲讽和指责，来动摇政府威信和让大众兴起改变现状之念的，并不难想见。较不为人知的是，这个削弱政府威信的过程有时可以催生新的狂热信仰。好斗的言辞人“在探索现有秩序的根源以指出它缺乏法源与正义”①时，更多时候不是为一个自由社会铺路，而是为一个崇尚无比团结和盲从的集体铺路。广泛地鼓吹怀疑主义和不敬神往往会导致意料不到的结果。例如，文艺复兴是尊人抑神的，但它却成为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新狂热主义的一个前奏。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努力暴露王室与教会的黑暗，宣扬理性与宽容，不料却引发革命和民族主义，其余波至今荡漾。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攻击宗教、民族主义与重商主义不遗余力，却引发狂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主宰世界的激情。
这是因为，戳破一种狂热信仰或偏见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撼动狂热主义的根本。我们只是不让它从某一点跑出来，但结果很可能是让它从别的裂缝中冒出来。这样，好斗的言辞人在攻讦既有的信念与忠诚的同时，会无意中在幻灭的群众间创造出一种对信仰的饥渴。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生活的贫乏无聊，除非是有某些东西可以让他们热烈献身，或有某种激情的追求可以让他们隐埋自己。所以，不管那些对现行政权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的言辞人初衷为何，他们都会成为一种新信仰的先驱。
真诚的言辞人不需要靠绝对的信仰活下去。他把探索真理的过程看得与真理本身同等重要。他不会排斥思想上的冲突，也乐意参与一来一往的论辩。要是他提出一套哲学或学说，那主要是为了展现才华和作为思想演练，而不是要把它作为行动纲领和信仰原则。固然，出于虚荣心，他们为自己的学说辩护时会相当凶猛，但他诉诸的原则一般都是理性而非信仰。狂热者和对信仰如饥似渴的群众则反是，他们更喜欢给思辨加上神圣的光环，使之成为一种新信仰的源泉。耶稣并不是基督徒，一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总而言之，那些好斗的言辞人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为群众运动铺平道路：（一）攻击既有的信条与制度，使之威信尽失，不再受人民拥护；（二）在没有信仰就不能活的群众中创造一种信仰真空，以致一个群众运动起而宣扬某种新信仰时，幻灭了的群众会振臂相迎；（三）为新信仰提供主义与口号；（四）动优秀者”——就是没有信仰也可以活下去的人——的信念，让他们在面对新狂热信仰的兴起时，没有抵抗的能力—一因为看不出来为任何信念与原则捐躯是有意义的，他们会不作抵抗就向新秩序投降。①
一俟不敬神的知识分子把破坏工作完成，就会出现叶芝《基督再临》(TheSecondComing)-诗中的情况：
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
激情澎湃。
他们深信天启近在咫尺，
深信基督再临②指日可待。③
至此，可供狂热者表演的舞台已布置就绪。
①一个荷兰银行家在1914年这样说：“我们不想成为烈士的心理并不比大部分想壮烈成仁的现代人强。”转引自DemareeBcss，“TheBitterFaLeofHolland”。
②基督宗教认为，基督再临会带来千禧年，但在千禧年展开前世界会先经历一次大崩坏。这里的“基督再临指日可待”侧重于“世界大崩坏指日可待。”之义。——译注
109.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他们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
一个群众运动的悲剧角色往往是为其前导的言辞人，又特别是那些活得够久，眼看着旧秩序为群众的行动所推翻的言辞人。
一般的印象是，群众运动（特别是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群众下定决心要推翻腐化高压的暴政，为自己赢得行动、言论与良心的自由。这种印象是言辞人对现政权不断口诛笔伐所造成的。事实上，一个群众运动所体现的自由，一般都比它们致力要推翻的旧秩序来得少。①
对于这一点，论者往往作如下解释。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在关键时刻劫持了运动，作为自己登上权力宝座的工具，群众则受其欺骗，误以为自由即将来临。但这个解释是不对的。因为在群众运动的过程中，唯一被欺骗的只有言辞人。他们当初站起来对抗旧秩序，嘲笑它的不合理与无能，指责它的不合法和高压政策，要求它给予个人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自由。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响应他们呼吁的群众，渴望的是和他们一样的东西。然而，群众渴望的其实不是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摆脱自主存在这个不能承受之重的负担的自由。他们想要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②（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他们不想要良心的自由，只想要信仰——盲目、独裁的信仰。他们推倒旧秩序，不是为了创造一个由自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整齐划一、没有个人性可言的完全统一体。旧政权让群众不满的不是它的邪恶，而是它的软弱；不是它的压迫性，而是它无法把人们敲打成一个坚固有力的整体。言辞人打动群众之处不在于他们揭示出现秩序的卑劣，而在于揭示出它无可救药的无能。一个群众运动所取得的直接结果，往往就是群众渴求的结果。他们没有被骗。
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不管他们有多么讴歌群体行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相信有个人幸福可言，相信个人判断和原动力的重要性。但一个群众运动一旦成形，权力就会落入那些不相信也不尊重个人者之手。他们会得势，主要不是因为漠视个人让他们敢于冷酷无情，而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和群众的激情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