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而在于他隶属某个伟大的、光荣的、不可摧毁的集律。这种信仰主要来自认同：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威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
把个人同化到集体
44．当代群众运动的反个人主义偏执
要让一个人产生自我牺牲精神，必须撕去他的自我同一性和特殊性。不能再让他是个乔治、汉斯、伊凡或多田男，也就是不能让他是个由生与死两端所限制住的一个人类原子。达成这个目标最激烈的方法，是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之中。被完全同化到集体里去的个人不会把自己或别人视为人类。当被问到他是谁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回答说他是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或基督徒、佛教徒、某一部族或家族的一员。他没有自己的价值、目的与命运可言；只要集体存在一天，他就没有死亡可言。
对完全没有归属感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生命。那是虚无的永恒中的唯一真实，而他会恬不知耻地死命抓住它不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罪与罚》里（第二部第四章）鲜明地刻画出这样的心灵状态。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徘徊，精神处于错乱状态。几天前，他用斧头谋杀了两个老妇人。他觉得他和人类的关系被切断了。走过千草市场附近的红灯区时，他心里想：“假如一个人不得不生活在一块只容立足的危崖突岩上，周围是大海、无尽的黑暗、无尽的孤独、无尽的暴风雨；如果他不得不站在只有一俄尺大小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以至永远——这样活着，也比立刻死去要好！只要活着，活着，活着！任何好死都不如歹活！”
想要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对个人特殊性的抹杀必须彻底。他的欢乐与哀愁、骄傲与自信都必须源自团体的机运与权能，而不是源于他个人的前途和能力。特别重要的是，不能容许他有孤立感。哪怕是被困在一个荒岛上，他都必须仍然觉得处于团体的注目之下。要让他觉得，失去与群体的关联不啻于失去生命。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原始的生存状态，而它的最典型例子也可以在原始部落中找到。群众运动努力要趋近这种原始的典型，所以，如果说当代群众运动的反个人主义偏执让我们有一种原始时代的印象，这印象其来有自。
45.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
抗高压的能力部分源自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感。在纳粹集中营，最能挺得住煎熬的是那些觉得自己，是隶属某个党、教会或民族主义团体的人。反之，所有个人主义者（不分国籍）全都陷于崩溃边缘。西欧的犹太人是最没有抵抗力的。他们受到异邦人（包括集中营里的异邦人）的轻蔑，与犹太社群又无实质的联系，只能单独面对他的折磨者，俨然受到全人类的遗弃。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体会到，中世纪的隔都对犹太人来说与其说是一座监狱，不如说是一座城堡。当中世纪的残酷在我们的时代重演，犹太人因为失去了古代的防卫方式，所以轻易就被人揪出来，加以踩死。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而在于他隶属某个伟大的、光荣的、不可摧毁的集体。这种信仰主要来自认同；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准备好为人类、后代子孙、某个宗教、国家、种族、政党或家族而死，它们都不过是我们行将被消灭的自我所依附的永恒之物的具象化罢了。
一想到我们时代的独裁领袖有多聪明，就让人不寒而栗。他们不只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磨砺其追随者的意志，还知道同一个方法反过来用，用以折断其反对者的意志。在清算布尔什维克的老干部时，斯大林成功地把这些自负而勇敢的人一个个变成畏缩的懦夫。他的方法是彻底切断他们与服务了一辈子的党以及俄罗斯广大群众的联系。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久已中断与俄罗斯以外的世界的联系。他们也弃绝了上帝。对他们来说，除了神圣的俄罗斯与共产党的范围外，就没有过去与未来可言，也没有记忆与光荣可言——但不管是俄罗斯或共产党都已经不可逆转地掌握在斯大林的手里。用布哈林（Bukharin）的话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孤立于每一种构成生活要素的事物之外”。于是他们认了罪。他们在群众面前自我批判，借以打破孤立。他们辱骂自己，指责自己犯有滔天大罪，借以重建他们与那永恒集体之间的联系。
奇怪的是，这些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面前俯首帖耳的人，面对纳粹入侵时却表现出无比的勇气。造成这种差别的理由不在于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比纳粹军队更为残酷，而在于他们是以孤立个人的身份面对秘密警察，但面对纳粹时却自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员。这一民族拥有一个光荣的过去和一个更光荣的未来。
犹太人的情形也类似，从他们在欧洲的窝囊样，你绝不会料得到他们后来在巴勒斯坦会有如此表现。巴勒斯坦的英国殖民官员执行的是一种看似合逻辑而实际缺乏洞见的政策。他们认为。既然希特勒没花多少气力就灭绝了600万犹太人，那么巴勒斯坦区区60万的犹太人应该不会太难驾驭。然而到头来他们却发现，巴勒斯坦的犹太虽然是新移民，却是可怕的敌人，无所顾忌、顽强倔强、足智多谋。英国殖民官员所不明白的是，在欧洲，犹太人是以个人的心态面对敌人，宛如飘浮在虚无永恒中的一抹微尘。但在巴勒斯坦，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一颗小原子，而是隶属于一个永恒的民族——这民族背后有一个古老得难以记忆的过去，面前是一个耀眼夺目的未来。
46.铁幕兼具物理性与心理性的作用
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大概已经意识到，要让俄国民众顺从，就不能让他们有丝毫机会认同俄国以外的任何集体。铁幕的作用，与其说是阻止间谍与破坏者的渗透，不如说是为了防止俄国人与外部世界接触（包括思想方面的接触）。因此，铁幕兼具物理性与心理性的作用。完全禁止移民（甚至包括禁止嫁给外国人的俄国女性移民）可以让俄国人对外部世界印象模糊，会让他们觉得，外面的世界俨如另一个星球。心理上的壁垒也同样重要：克里姆林宫的宣传致力于说服俄国民众，出了神圣俄罗斯的范围，没有任何有价值和永恒的东西，没有任何值得钦佩和尊敬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值得认同的东西。戏剧元素
47．通过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灵的共鸣
若是作为仪式典礼、戏剧表演或游戏的一部分，捐躯或杀人都显得不难。所以，为了让人面对孤亡而不皱眉头，就有必要加入一些戏剧元素。在我们的小我看来，夭上地下没有一样东西是值得为之效死的。只有当我们自视为舞台上的演员，死亡才会失去其恐怖性和终极性，而成为一种模拟行为和戏剧姿态。一个能干领袖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他的追随者制造一种幻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从事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是在进行某种肃穆或轻松的表演，从而忘了生死问题的严重性。
希特勒给800万的德国人穿上戏服，让他们演出一台雄伟、壮烈、血腥的歌剧。在哪怕盖一间厕所都需要人作出若干自我牺牲的俄国，生活本身就是一出不间断的、激动人心的戏剧。这戏剧已上演了30年，迄今没有结束的迹象。伦敦人在弹如雨下的空袭中表现得英勇无畏，是因为丘吉尔给他们编派了英雄角色。他们在一群庞大观众（包括古人、今人和后人）前面扮演英雄，舞台有熊熊烈火作照明，背景音乐是隆隆炮声和呼啸的炸弹声。在个人分歧如此巨大的今天，是否有任何要求人民作出自我牺牲的方案可以在没有戏剧花招与烟火的配合下实现，令人怀疑。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在没有营造色彩缤纷的戏剧性气氛的情况下，英国工党政府目前推动的社会化方案——这方案要求每个英国人都作出若干牺牲——要怎样才能落实。多数工党领袖都不事夸张造作，而这是一种人格诚正的反映，但这样一来，他们一心一意推动的国有化方案势将举步维艰。①
赴死和杀人的艰巨事业不能缺少戏剧元素，在军队方面尤其明显。制服、旗帜、军徽、阅兵、军乐以及繁缛的仪式礼节，目的都是为了让士兵忘了他的血肉之躯，以及把生死问题的绝大真实性掩盖起来。战场常被称为战争舞台，战况常被称为战争场景，其理在此。下达作战命令时，指挥官总不忘提醒部下，全世界都在注视他们，他们的祖先在看，后代子孙也会听取他们的故事。伟大的将军懂得怎样在沙漠的黄沙与海洋的波涛里变出大批观众来。
“荣耀”基本上是一个舞台观念。如果不是清清楚楚晓得有观众在看，演员就不会卖力追求荣耀。我们会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是因为知道我们的英烈事迹会为同时代人和后来世代所记我们愿意牺牲真实、短暂的小我，换取永恒的大我。
对群众运动来说，“戏剧元素”大概能比任何其他方法发挥更持久的作用。毫无疑问，通过举办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灵的共鸣。哪怕最冷静的人也会因为看到壮观的群众场面而动容。参与者和旁观者都会感到溢于言表的欢欣雀跃。失意者大概要比自足者更易于受群众力量与光辉的感染。这是因为，逃离自我的渴望会让失意者极愿意在壮观的群众场面中隐没自己。贬低现在
48．群众运动给自己设定很多不切实际的目标，乃是其对抗“现在”的策略
一个群众运动初起时，似乎都会歌颂现在，攻击过去。它把现存制度和特权一律看成是老迈、恶毒的“过去”对于纯洁的“现在”的侵蚀。但是，想要撼动“过去”这座堡垒，需要最大的团结和无限量的自我牺牲。换言之，那些被号召去攻击过去以解放现在的人，必须自愿放弃任何享受或继承“现在”的机会。这种要求显然是荒谬的。因此，一个群众运动一旦开始加速，必然会改变强调的重点。“现在”——也就是原来的目标——会被推到幕后，“后代子孙”①一也就是“未来”会取而代之。尤有甚者，“现在”会被视为不洁之物，与可憎的“过去”受到同等对待。至此，“过去”和“现在”被当成一伙，战线另一边的是“未来”。
丧失个人生命等于丧失“现在”——但损失一个肮脏、乏善可陈的“现在”显然不是什么大损失。
一个群众运动不只会把“现在”形容为卑劣惨淡的，它还会刻意把“现在”塑造成那样。它贬低欢乐和舒适，歌颂严格律己的生活。它视寻常享乐为微不足道，甚至是可耻的，把追求个人欢乐视为不道德。在乎快乐不啻是跟敌人——也就是“现在”——打交道。大部分群众运动之所以会宣扬苦行理想，就是为了培养信徒对“现在”的藐视。对五官之乐发动战役，为的是撼动卷缠着“现在”的顽强触须。在色彩缤纷、气壮山河的群众大会的对照下，个人生活的惨淡和不值一文更形昭著。
群众运动给自己设定很多不切实际的目标，乃是其对抗“现在”的策略的一部分。大凡行得通或有可行性的事情都是“现在”的一部分。标榜一些可能达到的目标，等于是肯定“现在”的价值，并与之妥协。反之，相信奇迹则是意味着否定和睥睨“现在”。所以德尔图良(Tertullian)②才会说：“他从死里复活③；这事情确定无疑是真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正是藐视“现在”的一种表示。最后，玩弄神秘主义也是群众运动贬抑“现在”的一种方法。它把“现在”看成是一个广大无边的不可知世界的模糊和扭曲的反映，换言之，是把“现在”看成一个幻影和假象。
49.希望一丧失，人群就会分裂
没有对美好的“未来”抱有深信不疑的信仰，对“现在”的贬抑就不会彻底。因为不管把“现在”描绘得有多么不堪，如果未来在预期中只会更走下坡或把“现在”不变地维持下去，那我们就必然会和我们的环境妥协——不管这样做有多艰难和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有多卑劣。
所有群众运动都会贬低“现在”，把现在说成只是通向光荣未来的初阶，进入千禧年门槛的踏垫。对一个宗教运动来说，“现在”乃是一个放逐地，是通向天堂的眼泪谷。对一个社会革命来说，“现在”是一个到乌托邦路上的中途站。对一个民族主义运动来说，“现在”是最终胜利前可以置之不理的片段。
比隐约贬抑“现在”更为有力的，是把一个光荣“未来”的图像给鲜明地描绘出来——这是提升信徒胆量和促进自我遗忘最有力的推手。一个群众运动，哪怕它并未从事对既有制度与特权的生死斗争，还是必须让它的信徒把心思完全集中于“未来”。没有对“未来”的希望，自我牺牲和相互扶持的精神就不可能养成。如果“今天”是我们仅有的全部，我们就会拼死命多抓住一些“今天”。我们会像是漂浮在一个虚无的海洋里，任何一小片船骸都会被我们当成生命之树一样，死抱住不放。反之，如果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在前头，尚未来到，我们就会愿意把自己的所有与别人分享，眼睛放在我们手中已有的东西前面。唐纳移民团(Don-nerparty)①成员怀有希望时的互助和失去希望后的互相猜忌，反映出同舟共济精神亟需要有希望作为后盾。希望一丧失，人群就会分裂，每个人都拼命去照顾自己的利益。如果只有共同苦难而没有共同希望的话，既不能产生团结，也不能患难与共。希伯来人在埃及受奴役时，生活固然万分困苦，彼此却整天争吵不体，后来，摩西靠抬出一片应许之地，才把他们团结起来。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里关着3万个不抱希望的人，他们既没有发展出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也没有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那里的贪婪和冷酷自私，比最贪婪、最腐败的自由社会尤甚。“他们不但没有设法互相帮助，反而千方百计去控制别人，压迫别人。”①
①1846年（时值美国西部拓荒和淘金的热潮）从伊利诺伊州向加州迁徙的一支团队，途中在内华达山遭逢大雪，饥冻交加，死亡枕藉，后遇救，生存者仅余半数----译注
50．“忠实信徒”会把自己视为某种向前和向后无限延展的东西的一部分
讴歌“过去”可以作为贬低“现在”的一种方法。但除非同时抬出一个灿烂美好的“未来”，否则美化“过去”将会使一个群众运动行事趋于谨慎，不会再肆无忌惮、勇往直前。另一方面，又没有一种矮化“现在”的方法，比把它视为光荣“过去”与灿烂“未来”的中间环节更有力。因此，尽管一个群众运动一开始会厌弃过去，但最后却会热烈强调（往往是假惺惺地）一个遥远而光荣的“过去”。宗教运动会上溯到上帝开天辟地之日；社会革命运动会缅怀一个人人都自由、平等、独立的黄金时代；民族主义运动会追述或捏造彪炳的民族历史。对“过去”念兹在兹，不只是为了彰显运动的合法性和旧秩序的不合法性，也是为了强调“现在”只是“过去”与“未来”的过渡。
在意历史也会让人产生一种连续感。因为对“过去”和“未来”有一幅鲜明的图像。“忠实信徒”会把自己视为某种向前和向后无限延展的东西的一部分，也就是某种永恒东西的一部分。他不会眷恋现在（以及自己的生命），不只是因为那是一种可怜兮兮的东西，不值得挂怀，也是因为它不是万物的起始和终结。再者，“过去”和“未来”的鲜明图像也让“现在”的真实性失色。它让"现在”显得是一支游行队伍的其中一列。一个群众运动的追随者认为自己是在鼓乐喧天旗帜招展下前进，正在向广大观众——过去世代和未来世代——演出惊心动魄的戏剧。他们受到宣传感染，相信他们不是在扮演真实的自己，而是在扮演演员角色；相信自己从事的是“表演"，而非真人实事。
51．适应良好的人都是差劲的先知
对“现在”持贬抑的态度会让人培养出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适应良好的人都是差劲的先知。相反的，那些老是和“现在”过不去的人却别具慧眼，看得见改变的种子和蛛丝马迹。
愉快的生活会让我们对巨变的逼近茫然不见。我们执著于所谓的常识，执著于所谓务实的观点。但这只是我们执著于熟悉事物的表现。快乐安定的生活会让其他的“真实”——哪怕迫在眉睫——看来模糊和遥远。因此，在陡生巨变时，最手忙脚乱的，就是那些自命务实的人。
另一方面，那些排斥“现在”而把眼睛和心思放在未来的人却具有一种能力，可以侦知萌发中的危险或利益。因此，失意者和“忠实信徒”要比那些有理由希望现状维持下去的人更能预测未来。“能够抓到解决未来问题方法的正确线头的，往往是狂热者，而非尽是细密的心灵。”①
52.先知们都是集反动派与激进派于一身的人
比较一下保守派、自由派、怀疑派、激进派和反动派对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态度，会是饶有意思的事。
保守派不相信“现在”是可以改进的，并尝试以“现在”的面貌去形塑“未来”，为了对有缺点的“现在”心安理得，他会援引“过去”为后盾：“我需要持续感，需要确信当代种种的错误是基于人类天性而不可避免的，需要相信我们新的奇言怪行不过是古老异端邪说的翻版，需要相信现在备受威胁的美好事物在过去也受过强烈的摇撼。”这样说来，怀疑派的态度和保守派是多么相像啊！《圣经》上说：“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③在怀疑派看来，“现在”乃是以往和将来一切的总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④自由派认为，“现在”是“过去”的合法后裔，会向着一个进步的“未来”不断成长发展。
这三种人都珍视“现在”，所以都不甘自愿接受自我牺牲的观念。以下一番出自怀疑派之口的话，最能表达三者对自我牺牲的态度：“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①
激进派和反动派都厌恶“现在”，视之为一种反常和畸形。二者都准备好对“现在”不屑一顾，断然前进，二者都欢迎自我牺牲的观念。那他们的差异何在？主要是对人类天性的可塑性看法不同。激进派对于人类天性的无限完美具有热情信念，相信只要改变环境和改善陶冶灵魂的方法，就可以创造出全新而史无前例的美好社会。反动派则不相信人的自身具有深不可测的向善潜力，认为如果想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社会，就应该取法过去成功的楷模。在反动派看来，未来应该是壮丽的复古，而不是前所未有的革新。
不过，在现实中，激进派和反动派的界线并不总是分明的。当反动派开始着手复古时，他的表瑰就会俨如激进派。他心目中的“过去”，与其说是实际的“过去”，不如说是他理想化的“过去”，是他按照自己希望“未来”的样子加以形塑的。换言之，他是创新多于重构。当一个激进派开始打造他的新世界时，类似的转换也会发生。由于无法无中生有，他会觉得需要有效法的对象，但因为他已经否定和摧毁了“现在”，所以只能到历史中去为他的新世界找榜样。而如果他在打造新世界的过程中使用暴力手段，他的人性观就会趋于黯淡，与反动派相差无几。
激进派和反动派的混合，在从事民族复兴运动的人身上尤其明显。不管是甘地的信徒还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乐于在复兴光荣过去的同时，创造一个绝无仅有的乌托邦。先知们同样是集反动派与激进派于一身的人。他们宣扬回返古代信仰，同时也在勾勒一个新世界和一种新生活。
53.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
群众运动贬抑“现在”的态度迎合了失意者的心理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但让人惊讶的是，你会发现，失意者在大肆诋毁“现在”之后，会得到巨大的快乐。这快乐是那么巨大，以致不可能仅是来自于悲愤得到宣泄。一定还有其他原因——也真的有。在把时代的一切痛骂得一文不值以后，失意者的失败感和孤立感会获得缓和。你仿佛听到他们在说：“不只我们是没有价值的人，就连社会中最快乐最成功的那些，也是不值一哂，虚空度日。”换言之，通过贬抑现在，他们获得了一种隐约的平等感。
这同时意味着，一个群众运动用来贬损“现在”的那些方法（见第48节），会引起失意者的共鸣。从事群众运动需要自我节制，这带给他们一种力量的假象。他们觉得，驾驭住自己的同时，他们就驾驭了世界。群众运动喜欢鼓吹不切实际和不可能的任务，这也正对失意者的胃口。那些一般事情都做不好的人喜欢去做不可能的事。那是他们掩饰自己无能的手段。因为要是我们从事可能之事而失败，失败之责就得完全由自己承担；但如果从事不可能之事而失败，我们就可以把责任归于事情的困难。从事不可能之事比从事可能之事少一点丢脸的危险。因此，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
可以说,失意者从群众运动所使用的手段中得到的满足感，并不亚于从它所鼓吹的目标中所得到者。失意者会在大混乱和有钱人的没落中得到快乐，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为兴建一个新世界铲除了一切障碍。他们固然狂热地呼号“要么一切都变得美好，要么一物不留”，但他们心里真正热望的，大概是“一物不留”。
“未得的东西”
54.渴望而非拥有，才是人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动力
考察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各种因素时，我们得到的其中一条法则是：我们会愿意为想得到的东西而死，多于愿意为已拥有的东西而死。过着充实美好生活的人一般都不会愿意为自己的利益或国家或一种神圣理想而死。①当人们业已获得值得他为之奋战的东西后，就不太会愿意为之奋战了。渴望而非拥有，才是人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动力。“未有的东西”确实比“已有的东西”②更有吸引力。在任何时代。人类争夺得最头破血流的，都是尚未修筑的漂亮城市和尚未辟建的园林。撒旦说过：“人…情愿舍去一切所有来保全性命。”③这话固然没错，但人却会情愿以性命换取他还没有的东西。
说也奇怪，那些珍视“现在”并以全力抓紧“现在”的人，正是最没有能力保护“现在”的人。反之，那些鄙视“现在”，避之唯恐不及的人，却不用开口，就有所有“现在”的礼物与财宝投向他们。
梦想、愿景和奢望都是有力的武器和最实质的工具。一个货真价实的领袖一定拥有务实的心灵，而他们也会体认到上述工具的价值。然而这种体认往往来自对“现在”的藐视，而他们会藐视①这个让人不安的真理可在纳粹入侵时候一个挪威人所写的信中得到印证：
“我们的麻烦是，我们生活的各方面一直那么理想，以致很多人已经丧失了真正的自我牺牲精神。大多数人的生活是那么美好，他们不愿意拿它来干冒奇险。”
转引自J.D.BarryinCheSanFranciscoNezos，June22，1940_
②《圣经-哥林多前书》第l章第28节。
③《圣经·约伯记》第2章第4节。
“现在”，则源于不诸实务。成功的商人通常都是不称职的团体领袖，因为他们满脑都是“已有的东西”，心思都放在时代己成就的事情上。所以，不善处理实际事务看来是管理公共事务者的必要资格。有些天性自负的人在实务世界中失败后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异想天开，认定自己有领导一个国家的大才能，可说是误打误中。
55．自我牺牲的动力不可能是出于任何具体利益的考虑
说人会愿意为了一枚纪念章、一面旗帜、一句话或一个神话而赴死，不全是无稽之言。相反的，人会为最值得拥有的东西而牺牲，才是最罕有的事情。因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中最真实的，莫过于他的生命，没有了这生命，他就不能拥有任何值得拥有的东西。所以，自我牺牲的动力不可能是出于任何具体利益的考虑。哪怕我们是因为不想被杀而冒死亡之险奋起战斗。战斗的冲动仍然不尽然是出于自利，而更多是出手一些不具体的东西，如传统、荣誉或希望——又特别是希望。要是没有希望，人遇到危险，不是会拔腿就跑，就是会不反抗，任由自己被杀。要不是这样，你又怎么解释几百万犹太人被带进集中营和煤气室，明知此去绝无生路，还不反抗呢？希特勒最可怕的能耐之一，就是知道怎样抽干敌人（至少是欧洲大陆上的敌人）的希望。他狂热相信自己建立的是一个至少可以维持千年的新秩序，这种信念，同时感染到他的信徒与敌人。它让前者觉得，他们为第三帝国而战，就是站在永恒的一边；它让后者觉得，对抗希特勒的新秩序不啻挑战历史的巨轮。
引人深思的是，在欧洲乖乖就戮的犹太人到了巴勒斯坦后却变得勇猛无比。虽然有人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勇猛战斗是因为别无选择（不战斗就会被阿拉伯人割断喉咙）。但有一点仍然是事实：他们的勇敢和赴死精神不是出于绝望，而是出于狂热地希望去复兴一片古老的土地与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名副其实是为了一些尚未筑起的城市和尚未辟建的园林而战、而死。
教义
56．任何有效的主义，必须是“违反天性，违反常识、违反欢乐的”
自我牺牲精神往往是一种对现实认知有所不足的衍生物。一个有能力根据自己经验和观察作判断的人，通常不会有殉道的念头。因为自我牺牲乃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它不可能是经过探索和深思的结果。所以，所有群众运动莫不竭力在信徒与真实世界之间拉上一道帷幕。它们声称终极与绝对真理业已包含在它们的教义里，除去这些教义，别无真理可言。路德就说过：“我们必须坚决相信《福音书》启示的那个世界，哪怕天国的所有天使都下凡来告诉我事情是别的样子。我不但不会因此怀疑《福音书》的一个音节，反而会闭眼掩耳，因为他们不值得我看或听。”
①依赖感官和理性证据的人同被视为异端和背叛。如果我们知道笃信要由多少不可信加以支撑，一定会大吃一惊。我们所说的盲信，是由数不胜数的不可信筑起的。巴西的日本侨民在大战结束多年后仍然不相信日本已经战败。狂热的共产主义者绝不相信任何不利于俄国的报道和证据，哪怕他们亲自到过应许地苏联，看过那里的生活有多凄凉惨淡，—样不会幻灭。
但凡“忠实信徒”都具有“闭眼掩耳”的能力，对“不值得看或听”的事不屑一顾，而他们所以能够无比坚定不移，力量亦是源于此。他们不会因为危险却步，不会因为障碍重重而气馁，不会因为有反面证据而困惑，因为他们根本否定有危险、障碍和反面证据的存在。诚如法哲柏格森（Bergson）所说，信仰的力量不表现在能支使人移山，而在于能让人看不到有山要移。①而“忠实信徒”之所以能够在面对周遭世界不确定和不怡人的真实时屹立不动，正是因为他们自信奉行的是绝对正确的教义。
一种教义的有效性不由它的奥妙性、崇高性或正确性决定，而是取决于它把个人隔绝于其自我及世界的彻底程度。帕斯卡尔有关有效宗教（effectivereligion）的论点，同样适用于任何有效的主义：它必须是“违反天性、违反常识、违反欢乐的”②。
57．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
一种教义的有效性不在其内容，而在于它言之凿凿。除非声称自身为唯一和独一的真理的体现者，否则不管一种教义有多么深邃奥妙，都不会发挥效果。它必须是包含万物与万物所从出的一个单字。③不管是荒唐的胡说、多余的废话，还是崇高的真理，一旦它们被人接受为唯一、永恒的真理，则它们能够促使人们甘愿自我牺牲的力量并无二致。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只有对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们才会有百分百的信仰。”①一种能理解的教义会缺少力量。一旦我们理解一样东西，它就会像是发源于我们自身。显然，那些被要求抛弃'我的人不会从发源于自我的东西上看到永恒确定性。凡是他们能完全理解的东西，其有效性与确定性在他们眼中都会失色。
虔诚者总是呼吁别人应该用感觉而不是脑子去理解绝对真理。1934年，赫斯(RudolphHess)宣誓加入纳粹党的时候，这样对台下的听众说：“不要用你们的脑子去追寻希特勒；用心的力量，你们就会全都找得到他。”②当一个群众运动开始去解释其教义，使之明白易懂时，就是这个群众运动已经过了生气勃勃阶段的表征；现在，它的首要之务变成追求稳定。因为，正如我们稍后会详论的（见第106节），一个政权的稳定需要知识分子的效忠，而把教义条理化，是为了争取知识分子而不是促进群众的自我牺牲精神。
如果一种教义不是复杂晦涩的话，就必须是含糊不清的；而如果它既不是复杂晦涩也不是含糊不清的话，就必须是不可验证的；也就是说，要把它弄得让人必须到天堂或遥远的末来才能断定其真伪。哪怕一套教义有某个相对简单的部分，信众还是会把这个部分加以复杂化和晦涩化。简单的字句会被解释得无比复杂，使之看起来就像蕴含着什么秘密信息。因此，即使最有学问的“忠实信徒”也会有点文盲的味道。他喜欢罔顾一些字的真义使用这些字，并养成诡辩强扯、吹毛求疵、钻牛角尖的爱好。
58．忠实信徒胆敢从事史无前例或不可能的任务
自信掌握绝对真理的人会有一张可以覆盖一切的网。对他而言，不会有任何意外惊奇或未知。所有问题都有解答，所有决定都已作出，所有最终结果都已预见。忠实信徒不会有惊讶和犹豫。帕斯卡尔就挖苦说过：“认识耶稣的人懂得一切事物的道理。”①这种人把他信奉的教义视为解决世界一切难题的钥匙。世界可以靠这把钥匙给拆开或合起来。苏联的官方历史书这样说：“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在于它能使党任何何情况下找到正确的方向，了解现行事件的内在关联，预知其趋势，而且不只可以看出目前的发展方向，还知道它将来怎样发展。”②忠实信徒胆敢从事史无前例或不可能的任务，不只因为教义给了他一种全能感，也是因为教义给了他对未来无穷的信心（见第4节）。
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会否定现在，把目光集中在未来。它的力量正是衍生自这种态度，因为否定现在让它可以对现在的一切——其信徒的健康、财富和生命——无所顾惜。它必须装作已经把未来之书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它的教义被宣称是打开这本书的钥匙。
59．摆脱“自我”的冲动也是一种摆脱理性和显而易见事实的冲动
失意者会比非失意者更容易接受教条吗？他们会更好骗吗？帕斯卡尔就这样认为。他说：“一个人若恨自己，就会易于了解《圣经》。”①对自己不满和轻信性格间显然是有若干关联的。摆脱“自我”的冲动也是一种摆脱理性和显而易见事实的冲动。因为拒绝照我们本来的样子看我们自己，也会培养出一种对事实和逻辑的憎恶。失意者在实然性和可能性中找不到希望。他的救赎只能来自奇迹：他相信奇迹会从“现实”的铜墙铁壁的裂缝中渗出来。斯特来斯曼(Stresemann)论德国人的一番话也适用于所有其他失意者：“他们不但为每日三餐祷告，也为每日的遐思奢想祷告。”②看来我们可以由此归纳出一条原则：易于欺骗自己的人也易于被别人欺骗。他们容易被说服和牵着鼻子走。
轻信的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也喜欢欺骗别人。易相信和爱撒谎并不是小孩子才有的特质。因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看事物，他们就会发展出易上当和好骗人的特质。
狂热
60．煽动激情可以有效推翻一个人与其自我间的平衡
本书第1节指出过，想要引发急遽而激烈的变迁，群众运动往往是不可少的。但奇怪的是，哪怕是一些切合实际和十分必要的改革（如革新一个停滞的社会），仍然需要一种强烈的激情才能实现，而且离不开群众运动中习见的各种谬举蠢行。不过，如果我们明白群众运动的最大功能在于促进其追随者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一点也就没那么值得惊讶了。群众运动的结果造成的不只是一群紧密无间、无所畏惧的追随者，而且是一个同质的可塑体，可以任由主导者随意形塑。要实现急遽而激烈的变迁，人类的可塑性是不可少的，但这种可塑性看来是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副产品。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可塑性和皈依的先决条件，自我疏离几乎总是在强烈激情的气氛中进行。这不但是因为煽动激情可以有效推翻一个人与其自我间的平衡，而且这种推翻也必然会释放出激情。哪怕是由最温和的方法引发，疏离自我的过程一样会释放出激情。只有能跟自我妥协的人能够对世界保持冷静态度。这种和谐一旦受到破坏，一个人一旦被迫丢弃、怀疑或遗忘自我，他就会变成一种有高度反应性的物质。就像一个不稳定的化学基(chemicalradical)一样，他渴盼与任何他碰到的东西结合。他无法单独生存，非得全心全意依附于某种力量。
通过在追随者心中点燃和煽起凶猛激情，群众运动可以防止其追随者回复内在的均衡。它们也会用直接的办法延长信徒与自我疏离的时间。它们不但会把独立自主的生活说成是空虚无聊，还会说成是堕落和罪恶。一个单独生存的人是无依无靠、可怜兮兮、罪孽深重的生物。他只有一个得救的机会：弃绝自我，在一个神圣组织（教会、国家或政党）的怀抱里过新生活。反过来，这种对自我的诋毁又可使激情保持在白热状态。
61．狂热者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
狂热者永远会觉得自己不完整和不安全。他无法从自身——也就是他排斥的“自我”——那里获得自信，而只能从他凑巧碰上和热情依附的神圣组织得到。热情依附是他盲目献身与笃信的根本，被他视为一切德性与力量的源泉。虽然他这种一心一意的奉献究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寻找支撑，但他往往会把自己视为他所依附的神圣伟业的捍卫者。他也准备好随时牺牲性命，以向自己和别人显示，他扮演的真的是捍卫者的角色。换言之，他牺牲性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
毋庸说，狂热者深信他所从事的神圣伟业是固若磐石、经久不衰的。尽管如此，他的安全感仍然是来自他的热情依附而非他所依附的大业的卓越性。狂热者并不是真会坚持原则的人。他拥抱一项大业，主要并非由于它正确神圣，而是因为他亟需有所依附。这种感情上要有所依附的需要，往往会把他拥抱的任何大业转化为神圣伟业。
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62．宗教狂热者的对立面不是狂热的无神论者，而是温和的愤世嫉俗者
不同类的狂热者看似南辕北辙，但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真正南辕北辙和沾不上边的是狂热者与稳健派。投身不同大业的失意者相互不信任，随时准备好掐住对方的咽喉。但他们事实上是邻居，甚至几乎是一家人。他们以兄弟间的恨来恨彼此。他们之间的关系远得和近得像扫罗和保罗。要一个狂热的共产者转变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或天主教徒都不难，但要他们转变为冷静的自由主义者却难上加难。①
宗教狂热者的对立面不是狂热的无神论者，而是温和的愤世嫉俗者，他们对上帝存不存在并不在意。无神论者是一种宗教人格。他把无神论当成一种新宗教来膜拜。②他是满怀虔诚与宗教热情的无神论者。诚如勒南所说的：“等到全世界都不再信仰上帝那一天，无神论者就会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③同样道理，沙文主义者的对立面不是卖国贼，而是理性的公民，他们对殉道和英雄身段毫无兴趣。卖国贼一般都是狂热者，他们投身敌营，是为了加速一个他们所恨的世界的倾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很多卖国贼都是大右派。“在极端的国家主义与叛国行为之间，看来只有一线之隔。”④
反动派与激进派之间的血缘关系，我们在第52节已经有所说明。所有在希特勒时代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反动派跟激进派的共通点，要比它跟自由派或保守派都来得多。
63．在狂热者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
狂热者若是抛弃了他信奉的大业，或是突然间变得没有大业可以信奉，他能否重新适应一种自律自足的个人生活，这颇有疑问。他会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站在世界的高速公路边，只要有任何群众运动驰过，他都会举手拦车。独立自主的生活在他看来是琐碎、徒劳和邪恶的。没有了可供热烈献身的对象，他感到漂泊和被遗弃。在他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他渴盼那种来自完全顺服的心安理得感，渴盼全心全意依附于一种信仰和主义。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一个运动的主张和目标，而是它可以让他完全献身，并与一个集体发生联系。他甚至会愿意参加一个反对他前一个信仰的群众运动，但前提是那必须是个真正凶猛的运动——不妥协，不宽容，声称占有唯一和独一的真理。
这也是为什么数以百万计战败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宁愿皈依于共产主义和好斗的天主教，而不是安安分分过民主的生活。在这个事例中，共产主义的成功并非因为它的宣传技巧高明，而是由于它符合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狂热癣性。民主制度提供不了什么神圣伟业给他们依附，也没有什么集体可供他们埋没自己。苏俄轻易就可以把日本战俘改造为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反观美国的宣传再巧妙再完美，都未能把日本人转化为热爱自由的民主人士。
群众运动与军队
64典型的将领知道怎样镇压群众，却不知道怎样战胜他们
在结束自我牺牲的主题之前，我们不妨谈谈群众运动与军队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问题在第35和47节略论过。
两者相似点很多：群众运动和军队都是集体组织；两者都会抹去个人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两者都要求自我牺牲、无条件的服从和一心一意的效忠；两者都广泛利用“戏剧元素”（见第47节）；两者都可以为那些没有能力过自主生活的失意者提供避难所。军事团体（如法国外籍兵团）吸收了许多不假思索就会投入一个群众运动的人。募兵官、共产主义鼓动者和传教士往往都是从同一个泥淖中吸收到皈信者。
但军队和群众运动的差异之处也是重大的。军队无法满足人们想过一种新生活的需要；它不是通向救赎的道路。在强有力的人手中，军队可以当成棍棒，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不愿接受的人。但军队最主要还是一种维护或扩大现有秩序的工具。它是一种暂时性工具，可以随当权者的意愿组合或解散。相反的，群众运动却是一种永恒的工具，参加者会视之为毕生事业。退出军队的人是退伍军人，甚至可以是英雄；但退出群众运动的人则是叛徒。军队的职责在于支持、保卫和扩大现在。群众运动则是为了摧毁现状。它的心思放在未来，而它的活力与驱力都是来自这种心思。当一个群众运动开始关注现在时，那就代表它已经得势。它也不再是一个运动，而成了一个制度化的组织—也许是一个建制化的教会，也许是一个政府，也许是一支军队（由士兵或工人组成）。民兵——群众运动通常会有的副产品——会保留很多群众运动的附属品：冠冕堂皇而空洞的训话、口号、神圣的标志。但就像任何正规军一样，它的凝聚力不是来自信仰和热忱，而是来自一些不带感情的机制，如操练、团队精神和纪律。它很快就会失去一群信众会有的苦行精神和虔诚，变得纪律废弛，耽于享乐—一这是一切军队的特征。
作为一种维护现状的工具，一支军队要应付的主要是可能出一现的事。它的领导者不会倚赖奇迹。哪怕是受到一种狂热信仰推动，他们还是会愿意考虑妥协。他们会计算战败的可能性，且懂得怎样投降。相反的，群众运动的领袖都极端鄙夷“现在”，鄙夷它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和错综复杂性，甚至连地理和天气的事情也不会被他放在眼里。他相信奇迹。他对“现在”的恨意在情势变得无望时最为强烈。他宁愿毁掉自己的国家与人民，也不愿意投降。
在军队里，自我牺牲精神是通过义务感、戏剧性、团队精神、操练、对领袖的信仰而培养的。与群众运动的情形不同，这些手段并不是源自对“现在”的贬抑和对“自我”的排拒。因此，它们可以在一种清醒的氛围中展开。一个狂热的军人往往是狂热者从军的结果，而非军人感染狂热主义的结果。萨耳珀冬(Sare-don)在猛攻希腊人城池时对格劳科斯（Glaucus）说的一番话，把军人的自我牺牲情操表达得淋漓尽致：“啊，我的朋友，要是你我能逃得过这场战争就包准永远不死，我就绝不会站在战斗的前排里，也不会差你到战场上去争荣誉。但永远不死的事是不会有的。死神在我们脚下设下千万个陷阱，没人有把握骗得了他。所以，我们投入战斗吧，无论把这光荣输给敌人或是赢归自己。”①
群众运动和军队最显著的不同处在于他们对大众和暴民的态度。据托克维尔观察：“士兵是最容易慌乱的，一般在碰到革命时都会表现得无比软弱。”在典型的将领看来，群众就是他们的军队溃散后会变成的东西。他看到的更多是群众的反复无常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而不是群众轻死的精神。他会视他们为一个集体崩溃后的有毒产品，而不是建造一个新世界的建材。他的态度会混杂着恐惧与鄙夷。他知道怎样镇压群众，却不知道怎样战胜他们。另一方面，群众运动的领袖（从摩西到希特勒）却会从一片大海般的群众脸上得到神启，并在群众的怒吼声中听出上帝的声音。他看出有一股所向无敌的力量——股只有他才能驾驭的力量——就在他伸手可及之处。有了这股力量，他就可以横扫一切帝国、军队和所有强大的“现在”。群众的脸就像“大海的脸”（thefaceofthedeep）①，从这张脸，他将可像上帝创造天地一样，创造一个新世界。第三章团结催化剂当我们受到伤害，渴望报复时，总会希望有别人站在我们同一边。但让人费解的是，当我们的恨不是出于明显的理由，而且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时候，渴望盟友的心理会更形迫切。而这种恨，也是最有力的凝聚剂之一。
仇恨
65．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
在所有团结的催化剂中，最容易运用和理解的一项，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从他的自我快速卷走，使他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会只顾自己。他会变成一颗匿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海涅说过，基督宗教的爱所无能为力的事，可以靠一种共同的仇恨去做到。①
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一样可以兴起和传播，但它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通常，一个群众运动的强度跟这个魔鬼的具体性与鲜明度成正比。希特勒被问到有没有考虑过要把犹太人全部消灭时，他回答说：“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另外创造一个犹太人。要紧的是有一个具体的敌人，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敌人。”②1932年，有一个日本使团造访柏林，研究纳粹运动。当福格特(F．A．VoigL)问其中一个成员对纳粹运动有何观感时，对方回答说：“真是了不起。但愿我们在日本也能有类似的运动，只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日本并没有犹太人。”③那些精明得知道该怎样发动或推进一个群众运动的人，除了知道该提出何种主义纲领以外，还懂得怎样挑选一个敌人。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显然就是个中高手；他们不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选定民主的西方（特别是美国）作为敌人。由此看来，不管西方释出多大的善意和作出多大的退让，克里姆林官都不会减低其中伤西方的分贝和言语激烈程度。
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就是八年抗战结束后，未能及时找到一个代替日本人的新魔鬼。这位雄心勃勃却头脑简单的将军大概是太自负了，以致未能了解，会让中国群众团结起来的因素并不是他，而是“魔鬼”日本所激起的民族激情。
66.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
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如果大家有一个共同仇恨的对象，哪怕是敌人之间，也会产生一种亲近感，因而减弱抵抗的决心。希特勒煽动反犹太主义，不只是为了团结德国人，也是为了销蚀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最后甚至包括法国人）对抗他的决心，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也是恨犹太人的。希特勒对反共主义也作了类似的利用。
67．一个理想的魔鬼
一如最理想的神应该只有一个，最理想的魔鬼也应该只有一个。希特勒让我们见识到，一个精明领袖的天分之一是懂得把所有的恨意集中在单一敌人身上，使得“即使是彼此差距很大的敌对阵营，看起来也是属于同一个范畴”①。当希特勒选定犹太人当魔鬼以后，就把德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区的人都说成是犹太人，不然就是为犹太人卖命的人。“英国的背后站着犹太人，法国和美国的背后也是如此。”①斯大林选魔鬼的时候，奉行的也是一神教的原则。他从前挑选的魔鬼是法西斯主义者，现在则是美国的有钱人。
另外，一如最理想的神应该是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最理想的魔鬼也是如此。当希特勒被问到他会不会太夸大犹太人的重要性时，他回答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作为敌人，犹太人的可怕再怎么夸大也不为过。不管一个群众运动内部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都会被说成是这个魔鬼搞的鬼，而每一趟胜利，都会被说成是对魔鬼阴谋的粉碎。③
最后，一个理想的魔鬼还应该是个外国人。为了让国内的敌人够资格当魔鬼，必须把他说成有外国血统。希特勒要给德国犹太人贴上外国人标签当然一点不难。俄国革命的煽动者强调俄国贵族具有外国血统（瓦兰吉人、鞑靼人和西方人的血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被认为是“野蛮的日耳曼人的后裔，而法国平民则是文明的高卢人和罗马人的后裔”⑤。在清教徒革命时期，王党“被贴上‘诺曼人’的标签，被说成是一群外国侵略者的后裔”⑥。
68．恨是最有力的凝聚剂
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一般不会寻找同好，甚至反而会把跟我们爱同一对象的人视为竞争者和侵犯者。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有志一同的人。
以下的道理不难理解：当我们受到伤害、渴望报复时，总会希望有别人站在我们同一边。但让人费解的是，当我们的恨不是出于明显的理由，而且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时候，渴望盟友的心理会更形迫切。而这种恨，也是最有力的凝聚剂之一。
这一类不可理喻的仇恨是从何而来，它们又为什么能发挥凝聚的作用？它们是我们拼命要掩盖自己的贫乏、无价值、罪恶感和其他缺点的一种表现。自卑就此被转化为对他人的怨恨。而为了掩饰这种转化，我们会作出最坚决和最持久的努力。显然，最有效的掩饰方式就是找一些人——愈多愈好一来恨我们所恨的同一对象。看来，我们要宣扬什么主义信条时，真正要别人接受的不是我们的特定信仰，而是我们那种不可理喻的恨。
哪怕是在合理悲愤的情况下，我们的恨意主要仍然不是来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是来自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换言之是源于自卑。当我们自感比伤害我们的人优越，我们更可能的反应是鄙夷他们，甚至是可怜他们，而不是恨他们。①悲愤与恨意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直接这一点，还可以从一个事实反映出来：我们释放出的恨意并不总是指向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情况往往是，被一个人伤害之后，我们会恨的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例如，遭斯大林秘密警察欺压的俄国人轻易就被煽动去反对“资本主义战争贩子”；因为《凡尔赛和约》心生不满的德国人把气出在犹太人身上；南非的祖鲁人(Zulus)不找压迫他们的布尔人算账，却去屠杀印度人；美国南方的贫穷白人饱受特权阶级的气，却①当捷克宗教改革家胡斯（johnHuss）看到一个老太太特别捡一根树枝加到要烧死他的火刑堆上时，他说：“唉，神圣的单纯（Osanctasimplicital）”转自ErnestRemn.TheApostle(Boston:RohmtsBroyhers,1898).p.43.拿黑人来当出气筒。
自卑可以让人产生“想象中最不公正和最易作奸犯科的激情，因为他对于那谴责他和让他认识自己缺点的真理，心怀切齿痛恨”①。
69．恨意源于自卑
恨意源于自卑多过源于合理悲愤这一点，也可以从仇恨与罪疚意识的密切关系反映出来。
要让我们自己痛恨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大概莫过于去伤害他。这是因为，别人对我们有合理的悲愤，要比我们对他有合理的悲愤，更能引发我们对他的恨意。在我们揭发别人过错使对方羞愧时，他更可能的反应并不是变得谦卑和柔顺，而是变得咄咄逼人和火气十足。死不认错是一种响亮的噪音，可以把我们罪恶感的发声给淹没。
在每一种厚颜无耻的言行后面，在每一种死不认错的表现背后，都存在着罪疚意识。
70．恨或宽大为怀
去伤害我们恨的人，会让我们的恨火上加油；反之，宽大为怀地对待一个敌人，会削弱我们对他的恨意。
71．让罪疚意识不发声
让我们的罪疚意识不发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说服自己和别人，我们所恨的人是不折不扣的低等生物，活该受到各种惩罚，甚至予以灭绝亦不为过。对我们伤害过的人，我们不能同情他们，也不能放着不管。我们必须恨他们，迫害他们，否则通向自卑的门就会打开。
72。强烈的罪疚感
任何崇高(suhlime)的宗教必然会让信徒产生强烈的罪疚感。这是因为高不可攀的理想必然会带来实践上的落差。由此看来，一种宗教愈崇高，它孕育出的恨意就愈凶猛。
73．每—个群众运动都会按照它选定的魔鬼形象来塑造自己
恨一个有不少优点的敌人要比恨一个一无是处的敌人容易。我们无法恨那些我们鄙夷的人。日本人占便宜的地方是，他们钦佩我们美国人要多于我们钦佩他们。因此，他们可以狂热地恨我们，而我们却无法多恨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美国人在国际事务上是个差劲的恨者。一个美国人对另一个美国人（如胡佛总统或罗斯福总统）的恨要比他对任何外国人的恨更凶狠。与此一贯的现象是，较落后的美国南方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更排外。要是哪一天美国人开始全心全意去恨外国人，就反映出他们已经失去自信心。
恨意总是潜藏着钦佩。这一点，部分反映在我们喜欢模仿我们所恨的对象。每一个群众运动都会按照它选定的魔鬼的形象来塑造自己。基督宗教在其全盛时期的行为活像是“反基督者”(anrichrisL)①。雅各宾派干尽它所反对的独裁政权干过的恶行。①基督宗教思想认为，在基督再临前一阶段，世上会罪怒横流、灾祸频繁，有假基督、假先知（即“反基督者”）四处为害。——译注苏维埃俄国是垄断性资本主义最透彻和最巨大的例子。希特勒以《犹太人贤士议定书》（TheProtocolsoftheEldersofZion)①作为行事指南，追随它的指示直至“最小的细节”。②
②《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是19世纪俄国秘密警寨为诬告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而杜撰的文件，是反犹太主义所依据的重要文件，曾被纳粹党等作为反犹的圣典。-译注
如果各位知道被压迫者会模仿他们憎恨的压迫者到何种程度，一定会目瞪目呆。邪恶者可以活到身后——这句话之所以是真的，部分是因为那些有理由恨邪恶者的人大都会模仿他，使他的邪恶长存下去。因此，显而易见的是，狂热者所能发挥的影响力跟他的实际能力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他有两个。方法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一是广收信徒，一是多树敌人。早期的狂热基督宗教就是一面吸收信徒，一面在异教徒中间激起狂热迫害基督徒的活动，从而得以在古代世界烙下印记。希特勒也是一面推行纳粹主义，一面迫使民主国家采取狂热、不宽容和冷酷的政策，借以对世界发生影响。共产俄国也是同时用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信徒与敌人。
尽管煽动仇恨是动员，一个共同体起而御敌方便好用的工具，但长远来说，它的代价并不便宜。因为这样做，我们将会丧失掉很多我们原拟保护的价值。
希特勒明白恨意下面潜藏着钦佩，并由此得出了一个奇特见解。他说，纳粹党员的首要责任是想方设法让敌人对他产生切齿之恨。因为这种恨意可以证明纳粹信仰的优越性。“衡量一个纳粹党员价值观是不是正确、信念是不是真诚、意志是不是坚定，最好的方法乃是看看……敌人有没有恨他人骨。”①
74.大混乱就像坟墓一样，是平等的温床
看来，当我们因意识到自己一无是处而深感沮丧时，并不会把自己视为比某些人低劣但比另一些人高强，而是会认为自己比世界上最低劣的人还要低劣。于是我们会恨全世界，会把狂怒倾泻到天地万物。
失意者看到有钱人走下坡和正直者受辱时，会深感安慰。他们在普遍的没落中看到人类平等的前景。在他们看来，大混乱就像坟墓一样，是平等的温床。他们炽烈地深信，一个新秩序必然会来临，但在新秩序建立起来以前，旧的一切必须连根铲除。他们对千禧年的向往和呼吁，是以憎恨现有一切和渴望世界末日的心情出发的。
75．炽烈的恨意可以给空虚的生活带来意义和目的
炽烈的恨意可以给空虚的生活带来意义和目的。因此，一个漫无目标的人要是想为生活找到新意义，办法除了献身手一种神圣大业以外，还可以培养狂热的悲愤。群众运动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无穷机会。
76.仇恨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我们各种情感混合物的一种成分
帕斯卡尔说过：“人类就天性来说是恨彼此的。”还说过，爱和仁慈不过是“一种伪装和假象，因为归根结底它们不过是恨”。②不管此说是否正确，我们仍然难以否认一种印象：仇恨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我们各种情感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我们一切的热忱、激情和希望，分解的时候都会释放出恨；反之，通过激起恨意，我们也可以合成热忱、激情和希望。路德说过：“当我热情减低，无法按照需要祷告时，就会忆想我那些不敬虔和不知恩的敌人—一包括教皇和他的同党以及茨温利(Zwingti)以鞭打我自己。这样，我的心就会涌起正义的愤怒和恨意，而我也会激烈地念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②我愈愤慨，祷告也会愈热烈。”
77．含弃自我的人极容易产生各种激情，其中包括仇恨的激情
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这回事本身就足以诱发仇恨——哪怕当初它们是以最高尚的手段培养出来的。即使一群人的结合是为了鼓吹宗教宽容与世界和平之类的崇高目标，一样会对意见相左的人极不宽容。
这是因为，如前所述，个人舍弃自我乃是他产生无私心理和完全融入一个集体的先决条件，但舍弃自我的人极容易产生各种激情，其中包括仇恨的激情。在团结和无私的环境中，还有别的因素可以促使恨意的滋长。那就是，自我否定的人很容易会觉得他们有权利对别人冷酷无情。我扪一般会觉得“忠实信徒”——特别是宗教上的忠实信徒—-都是谦卑的人。但事实上，顺服和谦卑会孕育出骄傲与自大。“忠实信徒”很容易会自视为被上帝拣选的人，是地上的盐，是世界的光，是伪装柔弱的王子，注定要继承地上和天上的王国。①与他信仰不同的人是罪人，不肯听从他的人将会灭亡。
还有一个理由：当我们抛弃自我，成为一个紧密团体的一部分时，我们不仅抛开了个人利益，同时也抛开了个人责任。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恐惧、犹豫、怀疑和是非感，他会变得有多残暴和冷酷，令人不敢想象。当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这毫无疑问是群众运动的部分吸引力之所寄。在群众运动中，我们获得了“干下流勾当的权利”，而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这种权利具有人所无法抗拒的魅力。②希特勒对个人自发性的残暴相当鄙夷：“任何暴力，如果它不是立足于坚固的、精神性的基础，就迟早会动摇、靠不住。它缺乏仅仅依存于狂热的迷信前景而生发的稳定性。”③
因此，憎恨不仅是促进团结性的方法，也是它的产物。勒南指出，自有世界以来，从未有过慈悲的国家。④我们大概可以补充说，自有世界以来，从未有过慈悲的宗教或慈悲的革命党。与无私所孕育的憎恨和残忍相比，由自私所催生的冷酷和恶毒显得很没有看头。
看到一些标榜爱上帝、爱基督、爱国家或同情被压迫者的群众运动制造出大量血腥、恐怖与破坏时，我们往往会把这种可耻的扭曲归咎于运动领袖的野心。但事实上，把高贵的动机变形为仇恨与暴力，并不是诡计多端的领导者蓄意操弄的结果，而是由爱上帝、爱国家一类的热忱所催生的团结致之。去个体化(clein-dividualization)乃是彻底整合的前提，而无私的奉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也是一个去人化（dehumanization）的过程。
模仿
78．模仿是重要的团结催化剂
模仿是一种重要的团结催化剂。不散布一种一致性，一个紧密无间的组织是发展不出来的。一心一德是每一个群众运动都会嘉许的美德，而一心一德的实现，靠服从与靠模仿的力量是一样多的。而服从这回事除了表现在遵循守则，也表现在模仿一个榜样。
虽然人人都有模仿能力，但有些人却比另一些人更善于模仿。现在的问题是，失意感和模仿的意愿是不是有关联呢？模仿是不是失意者逃避其痛苦的手段？
失意者的主要痛苦在于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个污损了、无能的自我。而他们的主要渴望，是抛弃这个可厌的自我，展开新的生活。他们用来实现这种渴望的方法，要么是寻找一个新身份，要么是把个人特殊性掩盖和伪装起来。而这两个目标都可以通过模仿实现。
我们当自已当得愈不自在，想要当别人的渴望就愈强烈。因此，我们会偏好模仿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多于与我们差不多的人，偏好模仿我们钦佩的人多于我们鄙夷的人。被压迫者（如黑人和犹太人）的模仿性是很强的。
至于把自我掩盖和伪装的愿望，则完全只能靠模仿实现——变得尽可能与别人一样。归属的渴望部分就是一种掩埋自我的渴望。
最后，失意者缺乏自信的性格也会刺激起他们的模仿性。我们愈不信任自己的判断和运气，就会愈容易追随别人的榜样。
79．排斥自我
单是排斥自我，即使没有去寻找一种新身份，一样可以导致模仿性增加。被排斥的自我会停止强调其特殊性，这样，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制模仿心理的膨胀。情形就类似儿童或长不大的成人，他们因为缺乏鲜明的个体性，心灵没有武装，无法抵御来自外部的任何影响力。
80.优越感可以抵消模仿心理
优越感可以抵消模仿心理。如果当初移民来美的数百万人都是优越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都是本国精英——那就不会有一个美利坚台众国的出现，而只会有一个由五花八门语言群和文化群凑成的大杂烩。正因为大部分移民都是最贫贱的人，在本国是受鄙夷和受排斥者，这极其异质的数百万人才能融合得那么彻底和那么快。他们前来这里，就是热望可以抛弃旧身份，重生为新生命。他们自然而然地拥有一种模仿与适应新事物的无边能力。美国这个新国家的陌生性对他们来说不但不是排拒，反而是一种吸引力。他们渴望有一个新身份和一种新生活——新世界的陌生性愈强就愈合他们的意。对非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来说，英语的陌生性大概是另一种吸引力。必须从头学习另一种语言让他们的重生幻觉更形逼真。
81.忙人比闲人更易于去模仿
模仿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快捷方式。当我们没有意向、能力或时间去独自解决问题时，就会模仿别人。忙人比闲人更易于去模仿。换言之，匆匆忙忙的生活更易制造齐一性。因此，如果处心积虑要把一群个人融合为一个紧密的团体，不断制造些行动让他们投入，看来是个相当有效的方法。①
82.具有紧密集体制的原始人要比崩溃中的公社与部落组织更易于现代化
团结这回事本身——不管它是来自说服手段．、强制手段还是出于个人完全自愿——往往会强化模仿能力。一个被征召入伍的平民从军后，会比他身为一介平民时有更强的模仿性。团结在一起的个人是没有个别性的自我的。他永远是不完整和不成熟的，也因此无法对抗任何来自外面的影响力。原始人的模仿性之所以特别强，可能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原始，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关系紧密的氏族或部落。
团结一致的信徒极乐于模仿；但这一点对一个群众运动来说有利也有弊。因为易于模仿和被带领，这些人也特别容易受外来的影响。一个彻底团结的团体很容易受诱惑而腐化。所有群众运动的领袖都会告诫追随者不要模仿外人，“做那些令人憎恨的事”。模仿外人被认为是变节和背教行为。“任何模仿外国人的人都是犯了侮辱民族罪，就如同一个间谍从一条密道引入一个敌人。”各种方法被用来切断信徒与非信徒的联系。有些群众运动甚至采取极端措施：领导其信徒走入旷野，以便他们在不受打扰的环境下习惯新的生活方式。
要避免有破坏性的模仿，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灌输追随者一种藐视外部世界的心态。然而，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会鼓励仇恨多于藐视，而仇恨不但不会窒息模仿性，反而会助长它（见第73节）。只有一个四面被陌生事物包围的小团体，因为矢志要保存自己的特殊性，才会用藐视作为绝缘体。不过，这种排他性却会不利于争取新信徒。
一个彻底团结的群体因为具有高度的模仿性，其弹性和适应能力也十分强大。它要采取革新措施或改变方向都轻而易举。这一点，从团结的日本和团结的土耳其能快速实现现代化可见一斑；反观中国和伊朗等国家，因为缺乏团结精神，接受新事物的过程就缓慢而痛苦。高度团结的苏联接受新方法和新生活方式的能力，也显得比一盘散沙的沙皇俄国大很多。同样明显的，具有紧密集体制的原始人要比崩溃中的公社与部落组织更易于现代化。②
说服手段与强制手段
83．宣传家只能使群众信仰他们“已知”的事情
现代人喜欢夸大说服手段的效果，认为从宣传主张到形塑行为，说服手段都无所不能。我们把宣传看成一种攻无不克的武器，把我们时代很多大获成功的群众运动都归功于高明的宣传技巧，并且开始像害怕刀剑一样害怕语言文字。
事实上，把一切功劳归于宣传，就像把耶利哥城城墙的崩塌归功于约书亚(Joshua)的号角声一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要是宣传的力量有人们想象的十分之一，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独裁政权就用不着那么暴虐。因为宣传要是有效，这些国家自会动用喧哗吵闹、厚颜无耻的一切宣传伎俩，却不会有秘密警察、集中营和大屠杀。
事实似乎是这样的：宣传单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叫那些不愿接受的人接受的。它既不能创造全新事物．，也无法保证那些相信它的人一直相信到底。它只能打人那些本来就打开的心扉，或是把某些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主张强化。高明宣传家所做的事只是把听众心中业已徐徐成熟的意见和情绪引发至沸腾翻滚的程度而已。他呼应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在意见并非通过强制手段强加的时候，宣传家只能使群众信仰他们“已知”的事情。
最容易单凭宣传打动的一种人是失意者。他们的恐惧、希望和激情把五官给闭塞住，把他们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事情，而在宣传家鼓动的言辞中，他们听到的是自己灵魂发出的音乐。事实上，感情奔放的胡言乱语和响亮的口号，要比逻辑无懈可击的精确言辞更能引起失意者的共鸣。
宣传技巧再高明，都不可能让那些失去信仰的人再度相信。为了以防万一，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有所准备，以便在人们不再相信它时，用武力使他们相信。①
就像我们稍后（第104节）将会看到的，文字言说在群众运动的酝酿阶段是不可少的。但一个运动一旦发动起来，文字言说尽管仍然有用，但它的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就连宣传大师戈培尔博士（Dr.Goebbels）①在没有心防的时刻也承认：“如果宣传想要真的奏效，那它的后面必须时时刻刻备着一把利刃。”②他又说：“不可否认的是，好的宣传总比没有任何宣传能多做一些事。”这不啻是自辩之辞了。
84-我们愈有理由内疚，我们的宣传就愈狂热
有别于一般所以为的是：当宣传手段与强制手段结合，会比它单独作用时更为狂热和喋喋不休。
这是因为，不管是使用强制手段使人信服的人，还是因身受强制手段而皈依的人，都有需要相信，他们所强加或被强加的信仰，是唯一的真理。没有这种信仰，那使用强制手段的人——如果他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个邪恶的人——很容易觉得自己是罪犯，而被强制手段加身的人则会觉得自己是宁愿出卖灵魂偷生的懦夫。
因此，宣传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说服别人，不如说是为了说服自己；我们愈有理由内疚，我们的宣传就愈狂热。
85．狂热可以带来暴力，暴力也可以孕育狂热
一如狂热可以带来暴力，暴力也可以孕育狂热。我们常常很难说出它们谁先谁后。不管是暴力的施加者还是承受者，都同样容易发展出。一种狂热的心灵状态。费雷诺(Ferrero)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分子时指出，他们制造的血腥愈多，“就愈需要相信他们的原则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会心安理得，有力量继续向前冲。他们不是因为相信民主是一种宗教性真理才流那么多血；他们是因为害怕，才去试着相信民主是宗教真理和制造那么多血腥”①。恐怖手段不但可以威吓“忠实信徒”和粉碎敌人，还可以让他们自己的信念受到激励和强化。美国南方每一次发生私刑处死黑人事件，不仅会让黑人闻风丧胆，也会让白人的优越感得到增强。
在受到强制而皈信的人之中，暴力也可以孕育狂热。有证据显示，受强制而皈信者，其对新信仰的狂热程度，并不亚于受说服而皈信者，有时甚至犹有过之。“违反自己意志而屈从的人还是保持着自己意志的”一说并不总是真的。伊斯兰教是凭着武力传扬开来的，但被逼皈信的穆斯林流露的虔诚。比第一批皈信的阿拉伯人还要强烈。勒南认为，被迫皈依的穆斯林让伊斯兰教成为“一种愈来愈强大的信仰”②。狂热的正统派在任何运动中都是后起的事物。只有在一个运动充分掌权以后，它才会既用武力也用劝说来推行其信仰。
因此，当强制手段毫不容情和持续不休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说服力，而且不只头脑简单的人会被说服，连那些以才智自傲的人亦复如此。例如，，当俄国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被克里姆林宫要求放弃信念和承认错误时，他们十之八九都是真心悔罪，而不只是口头敷衍。人需要有狂热的信仰才能使他的懦弱站得住脚。
86.征服与说服手段相伴而行，而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借口和工具
几乎找不到一个群众运动是单靠说服手段而获得可观和经久的成就的。基督宗教色彩强烈的历史学家赖德烈(K．S．La-toureLte)就不得不承认：“不管耶稣的精神和军队有多么不相容，也不管承认这一点有多么让人不愉快，但前者往往是靠后者才能存活，却是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①让基督宗教得以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的，乃是尘世之剑．征服与说服手段相伴而行，而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借口和工具。一旦基督宗教得不到或留不住国家权力的支持，它就无法广泛或经久传布。“在波斯……基督宗教碰到的对手是一个国王支持的国教，因此它仅是一种少数人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流传诚属惊人，但它靠的主要是征服手段，说服只是次要手段。“伊斯兰教每个最兴盛的时期都是其政治力量升得最高的时候；也正是这些时候，它获得最多外部信徒的皈信。”③宗教改革只有在得到诸侯或地方政府支持之处，才有所发展。路德最睿智的副手梅兰希通(Melancht,hon)不讳言：“没有在位者的帮助，我们的教规能成为什么呢？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法则罢了。”④例如在法国，因为得不到国家权力的青睐，宗教改革只能倒在血泊中，永不复起。法国大革命的例子也是如此：“真正穿透整个欧洲的，不是大革命的各种观念，而是它的军队。”①根本没有所谓思想上的感染。法国将军迪穆里埃（Dumouriez）否定革命者所说的，自由的神圣原则“就像《古兰经》，是一把手中之剑”。②共产主义现今的威胁并不是来自有力的宣传，而是因为它背后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看来，当一个群众运动只能在说服手段和强制手段二者中择其一的话，通常会选择后者。说服手段旷日废时，也不保证有效果。西班牙的圣多米尼克(St．Dominic)谴责异端的阿比尔教派(Albigenses)时这样说：“多年以来，我一直用温和态度劝告你们，向你们布道，为你们祷告、哭泣，但一概无效。根据我国格言：‘祈祷无效处，棒喝会奏效。’罢了，我们将要发动诸侯和主教制裁你们，要把各国武装起来对付此地……在祈祷与温和态度都无能为力之处，棒喝会奏效。”③
87．热烈的信仰可以有效发挥暴力
认为群众运动不可能用武力来制止，是不确之见。哪怕是最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一样可以用武力制止之，粉碎之。但必须是无情和坚决的武力。这正是信仰不可少的地方。因为无情和坚决的迫害只能来自狂热的信念。希特勒说过：“任何暴力，如果它不是立足于坚固的、精神性的基础，就迟早会动摇，靠不住。它缺乏仅仅依存于狂热的迷信前景而生发的稳定性。”从个人兽性生发出的暴行既不会够暴烈，也不会维持得久。它是间歇性的，会受情绪和犹豫的妨碍。“武力一旦动摇，并和宽容交替使用，受压抑的思想不仅会一再抬头，还会从每次遭受的压迫里获得新的力量。”神圣的迫害者是不知止境和不会摇摆的。
由是观之，我们需要热烈的信仰，不只是因为它可以抵抗高压，②也是因为它可以有效发挥暴力。
88．理论与实际愈是矛盾的群众运动，就愈是热衷把自己的信仰加诸别人
人要转化别人信仰的冲动从何而来？
信念的炽烈并不是一个运动想要把其信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的主要原因，因为诚如大史家布克哈特(Burckhardt)所说：“信仰强烈的宗教对异己的态度往往是藐视、摧毁，顶多也只是可怜。”③转化别人信仰的动机也不是力量太过强大的一种表现——如培根所说的“有如洪水，必归漫溢”④。传教士的热忱毋宁是来自一种深刻忧虑——一种因中心的颓象已露而引起的忧虑。传道或传扬一种主义，乃是寻找一种尚未找到之物的激情，而不是把已有之物带给世界的渴望。它是为了寻找一个终极和不容反驳的证明，以证明我们拥有的真理是唯一和独一的真理。狂热的传道者是要通过转化别人强化自己的信心。愈是容易受质疑的教条。其传教的冲动就愈强烈。一个不是宣扬某种荒谬或非理性主张的群众运动，能否具有“不赢得人心就毁灭世界”的狂热驱力，让人存疑。同样咀显的是，理论与实际愈是矛盾的群众运动，就愈是热衷把自己的信仰加诸别人。共产制度在俄罗斯愈显得行不通，它的领袖愈觉得必须妥协，他们对非共产世界的攻击就愈是大胆。类似的，当奴隶制在现代世界显得愈来愈站不住脚，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就愈是激烈地要把他们的生活方式传播出去。要是有一天资本主义也成了—种神圣大业，那就反映出，它的优点和长处不再是不证自明的。
传教和统治世界的激情大概同样是中心出现了严重缺陷的表征。一群使徒或征服者也许和一群逃亡者没有多大差别：都是想要逃离家园。事实上，这三种人常常会相遇、混合和互换角色。
领袖
89．领袖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能扮演他们的角色
不管我们相信领袖在一个群众运动的兴起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毫无疑问，领袖不可能创造出让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兴起的各种条件口他不可能凭空变出一个群众运动来。在运动和领袖出现以前，必须有愿意热烈追随和服从的人，必须有对现状强烈不满的人。当条件尚未成熟，一个领袖本事再太，也是不会有追随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遗症为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和纳粹运动的兴起准备好沃土。要是那场大战提早或延后十几二十年才发生，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命运将会跟19世纪的煽动家没有两样——后者从未能因利乘便，把常常发生的混乱和危机发展为全面的群众运动。还缺少了些什么。在各种事件汇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人对“现在”还没有彻底绝望，也因此不会愿意牺牲它，换取一种新生活和一个新世界。哪怕是19世纪的民族主义领袖——环境对他们比对革命者有利些-------也从来能把民族主义变成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的神圣大业。好战的民族主义和好战的革命主义看来是同时代人。
在英国，它的领袖同样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能扮演他们的角色。在1930年代．，那位潜在的领袖(丘吉尔)在人民眼中固然地位突出，而且天天都发声，但当时却没有人愿意追随他。只有到后来战争的灾难从根本动摇了这个国家，个人自主的生活变得无法维持和无意义之后，丘吉尔才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所有群众运动的领袖都会经过一段等待的时间（常常是很长的时间），才会踏上舞台，而且看来总是在一个群众运动最关键的时刻踏上舞台。在他们出场表演以前，要有种种事故和其他人士的活动替他们把舞台布置就绪。“发号施令者在紧要关头的出现，看来只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最后一件。”①
90．一个领袖最神秘的能力之一，与其说是能掌握群众，不如说是能控制甚至魅惑一小群能干之士
一旦舞台布置就绪，一个卓越领袖就是不可少的。没有他，就不会有群众运动可言。环境的成熟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群众运动，选举、法律和政府组织亦无此能力。把发生在俄国的一系列事件导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完全是列宁一个人之力。如果他死在瑞士，或是死在1917年回国的归途，那几乎可以肯定其他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定会加入联合政府。届时出现在俄国的，将会是一个多少有自由主义色彩、主要由布尔乔亚所控制的共和国。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例子，证据甚至更为确凿：没有他们就绝不会有法西斯或纳粹运动。
此际发生在英国的事情同样证明，一个群众运动要成气候，一个有才能的领袖是不可或缺的。要是现在的工党政府有一个真正的领袖（比方说丘吉尔），它就可以在群众运动的激烈气氛中庆刀阔斧实施国有化政策，而不致陷入如今黯淡无光的节约计划。他会懂得编派给工人一个英雄角色，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科学化产业革命的先锋。他会让英国人觉得，他们的主要任务乃是向世界（特别是美、苏两国）表明，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在实行现代生产方法之余，既有能力摆脱资本主义混乱、浪费、贪婪的流弊，亦有能力摆脱布尔什维克官僚制度的权诈，野蛮与无知。他会懂得怎样把大战最黑暗那段岁月的自负与希望灌输给英国人民。
他需要一个非凡领袖的钢铁意志、胆气和愿景，把现有的种种立场和方量加段协调和动员，使其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驱力。他会把失意者内心的积怨大声说出来并加以合理化。他会描绘出一个令人屏息的赤未来，以此证明，牺牲转瞬即逝的现在是值得的。他会制造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象，以促进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会唤起人们对集体的热忱，让他们觉得个人的生存是渺小而没意义的。
要有这样的表现，需要些什么才具呢？
智力过人、性格高贵和原创性看来都不是必要条件，甚至不是可欲的。需要的主要条件如下：大胆破格，以桀骜为乐；钢铁般的意志；狂然相信自己掌握了唯一且独一的真理；相信自己是命定的领袖，总是受幸运之神眷顾；具有强烈憎恨别人的能力；藐视现在；懂得利用人性弱点；喜欢排场（壮观的场面和典礼仪式）；厚颜无耻，可以完全不顾前后一致和公道公理；认识到追随者渴望的是集体性，而且再多的集体性也不为过；有能力赢得和维持一群能干助手的绝对忠诚。最后这一种本领是最重要和最难学的。一个领袖最神秘的能力之一，与其说是能掌握群众，不如说是能控制甚至魅惑一小群能干之士。这些干员必须一无所慎、精明自负，有能力组织和推动大规模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完全顺服于领袖的意志，从他那里得到鼓舞和驱力，并在顺服中感到光荣。
上述列举的条件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很可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厚颜无耻、狂热相信自己是从事神圣伟业．意识到紧密集体生活的重要性，以及能争取到一小群能干助手的狂热奉献——最后一项尤其重要。作为一个领袖，托洛茨基(Trotsky)的失败在于他忘了——更可能是没有能耐——建立一个能干而忠诚的班底。他吸引不到别人的效忠，即便吸引到也无法保持下去。①他的另一个短处是改变不了他对个人的尊重，特别是对有创造性个人的尊重。他并不相信自主的个体是罪恶和无力的，也不明白集体性对一个群众运动的绝对重要性。孙逸仙的成功，在于他能“把一大群忠诚干练的人吸引到他身边，用他对新中国的愿景激发他们的想象，从而得到他们的效忠和献身”②。蒋介石恰恰相反，他似乎缺乏一个群众运动领袖所必备的每一项条件。另一方面，戴高乐则显然是个有领袖魅力的人。俄国以外地区的共产党领袖因为对斯大林和政治局卑躬屈膝，所以无法建立真正领袖的形象，只能始终是能干助手的身份。看来，共产主义想要在任何西方国家成为有效的群众运动，那么以下两条相反的途径必须选择其一：要不是把斯大林的形象营造得具体直接，使之可以作为一种催化剂；要不就是仿效铁托(Tito)的榜样，松开当地党部与俄国共产党的联系，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两者都表现得桀骜不驯。要是列宁当初只是俄共领袖派驻在遥远地方的使节，他日后能否对俄国历史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大有疑问。
91．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
因为当代许多成功的群众运动领袖所提出的主张都很粗糙，我们就倾向于以为，心灵某种程度的粗疏和不成熟，是卓越领袖的条件之一。然而，让一个艾梅-麦克弗生（AimeeMcPherson）①或一个希特勒能争取到群众的并不是他们的浅陋智慧，而是他们的无边自信，这种自信给他们的荒谬主张带来巨大的支撑力量。不过，换成是一个具有真智慧的领袖，如果他敢于追随自己的智慧到底，那成功的机会是一样的。对群众运动的领袖而言，见解的精辟与否看来无关宏旨。真正重要的是他敢于摆出自负的姿态，完全漠视别人的意见，不惜一个人单挑整个世界。
某种程度的蒙骗，对有效的领导权是不可少的。没有任何群众运动的领袖是没有故意歪曲事实的。没有任何坚固、具体的利益足以让一群追随者忠贞不贰，视死如归。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①美国基督教五旬节派女布道家。——译注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
原创性不是一个群众运动领袖的必备条件。成功的群众运动领袖一项让人惊异的特质是，他随时准备好模仿朋友与敌人，模仿古代与当代的榜样。另一个能干的群众运动领袖必备的特质是勇敢，而这种勇敢同时表现在勇于模仿和勇于睥睨世界。任何英雄事业的成功，都系于漫无边际的模仿能力，系于一种全心全意对榜样的仿效。这种过人的模仿能力反映出，这个英雄是缺乏一个充分发展和完全实现的自我的。他的身上有许多东西不是发育不全的就是受到了压抑。他的力量来自他的盲点和死心眼。
92．“忠实信徒”的行为不管多么粗暴，他基本上都是一个恭顺服从的人
完全放弃自我是达成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的先决条件。而要实现这种放弃，最直接的方式大概莫过于灌输和颂扬盲从的习惯。斯大林之所以逼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摇尾乞怜，否定自己的个人智慧、美感和道德感，不是为了满足施虐癖，而是为了培养盲目服从的美德。所有群众运动都把服从列为最高美德，视之为与信仰等量齐观。教皇利奥十三世(LeoXIII)早就说过：“心灵间的团结不但表现在信奉单一信仰，也表现在以对待上帝的恭敬和顺服对待教会与教皇。”①服从不仅是上帝要求的第一守则，也是一个革命政党和狂热民族主义的第一原则。“别管理由”被所有的群众运动视为最强烈的忠诚标志。①路德认为：“不顺服是比谋杀，不贞、偷窃和不忠实更大的罪。”
由于群众运动往往会带来失序、流血和破坏，我们会很容易认为，群众运动的追随者都是天生粗暴和无法无天。事实上，群体的残暴并不总是个体残暴的总和。个人的残暴会妨碍联合行动。残暴的个性也会让人起而为己谋。它可以使人成为拓荒者、冒险家和盗匪。相反的，“忠实信徒”的行为不管多么粗暴，他基本上都是一个恭顺服从的人。劫掠亚历山大里亚大学、以私刑处死涉嫌是异端的教授的那些基督徒，都是一个紧密教会的顺服成员。不管是日本还是纳粹的暴徒，都是世界有史以来最有纪律的一群人。在美国南方，那些容易受种族主义感染的狂热分子，平常是安分守己的工厂工人。军队的情形也是如此，从军的人特别容易遵守纪律。
93.失意者乐于以独立性来交换免于做决定的自由
生活贫困而有不安全感的人，看来要比过得自足自信的人容易服从。对失意者来说，不用负责任比不用受约束更有吸引力。他们乐于以独立性来交换免于做决定的自由，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为任何失败负责任。他们自愿把生括主导权交给那些爱计划、爱发号施令、爱把所有责任一肩扛的人。另外，顺服一个最高领袖也是实现他们平等憧憬的一个方法。
在危机时期（水灾、地震、瘟疫、经济萧条、战争等），因为单打独斗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各种个性、处境的人都会愿意服从和追随一位领袖。在日复一日的混乱失序中，服从就像一方锚碇。
94.顺服于一个领袖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的实现本身
失意者亦容易成为最坚定的追随者。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是，在集体行动中，最缺乏独立性的人是最不容易因为失败而气馁的人。理由在于，他们之所以参加一件共同事业，动机不那么是为了增加成功的机会，而主要是为了在面临失败时，不需要负失败之责。因此，即使一件共同事业失败了，他们仍然可以躲过一件他们最害怕的事：在别人面前暴露出个人短处。他们的信念毫不因为失败而受损，只会急于投入新一轮的集体行动中。
失意者之所以追随一个领袖，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他可以把他们带到一片应许之地，不如说是因为领袖可以把他们带离开他们不想要的自我。顺服于一个领袖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的实现本身。至于领袖会把他们带到何处去，只是次要的问题。
95.在自由社会，一个领袖与其说是领导人民，不如说是追随人民
群众运动的领袖与自由社会的领袖大概有一个关键的不同处。在自由社会，一个领袖只有在盲目相信人民的智慧与善良的情况下，才可望维持人民对他的支持。拥有这种信仰的二流领袖会比没有这种信仰的领袖在位更久。这表示，在自由社会，一个领袖与其说是领导人民，不如说是追随人民。他必须找出人民的意向，以便可以领导他们。要是一个自由社会的领袖变得瞧不起人民，他或迟或早会得出一个错误和要命的想法：所有人都是蠢材。这样的话，他垮台是指日可待的。但在一个领袖可以施用残暴的强制手段时，情形又另当别论。然而，换成是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也就是领袖可以得到追随者盲目信仰的场合，他却可以放胆倚重一个理论：所有人都是懦夫。以这种态度对待追随者，他就会得到想要的结果。
左派领袖在美国工会之所以吃不开，是因为他们沿袭党的路线，采取党的伎俩，把群众运动那一套误用在一个自由人构成的组织。
行动
96．没有撕去自己特殊性和分化性的人会难以投入行动
行动是促进团结的媒介。真正的行动人(manofaction)----建造者、士兵、运动员，甚至科学家等，其个体性都要低于思想家或创造力来自沉思默想的人。忙于外务的人彼此之间要有更多的共通点，也更同质。没有撕去自己特殊性和分化性的人会难以投入行动。因此，一个行动性人物会倾向于齐一性。要不是美国人集体从事于征服一个大洲的行动，我们这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能否达到现在这么惊人的同质性，不无疑问。那些为行动（即赚钱）而移民美国的人，要比那些为实现某种崇高理想来此的人更快和更彻底美国化。前者会马上感到与抱着同一目的而来的数百万移民具有亲缘关系。他们就像是参加了一个兄弟会。他们早早就明白，想要成功，就必须与同侪融合在一起：做他们所做的事，说他们所说的语言，玩他们所玩的游戏。另外，因为忙着追求成功，他们的自我会难以展开。①相反的，那些为实现理想（自由、正义、平等）而移民来此的人，会用他们的理想来衡量这片新土地的现实，发现它的不尽理想之处。这样，他们就会有优越感，并无可避免觉得与新环境格格不入。
97．行动人之间的“国际”
思想人(menofthought)彼此很难共事，但行动人之间却很容易发展出同志情谊。思想工作或艺术工作极少是，以团队方式进行的，但在行动人之间，团队工作却是司空见惯，，甚至是少不了的。“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这就是一种号召群体行动的呼号。一个共产党工委跟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家的共同点，可能大于他和一个共产党理论家的共同点。行动人之间的国际才是真正的“国际”。
98.失意者把行动视为医治他们烦恼痛苦的良方
所有群众运动都会利用行动作为促成团结的一种手段。一个群众运动之所以要散播和鼓励斗争，除了是为了整垮敌人，也是为了撕下追随者身上的个体特殊性，让他们更完全地融于集体中。开垦林地，建造城市、拓荒和大规模的工业计划皆有类似功能。就连踢正步也可以作为一种团结催化剂。纳粹曾大量使用这种行动的荒谬变体。劳施宁(HermannRauschning)起初觉得这种无休止踢正步之举毫无意义，徒然浪费时间与精力，但日后却看出其中奥妙：“踢正步让人心无二用。踢正步可以扼杀思想。踢正步可以泯灭个性。”②一个鼓励行动的群众运动可以唤起失意者的热烈反应。因为失意者把行动视为医治他们烦恼痛苦的良方。行动可以让他们遗忘自我，让他们有一种目的感和价值感。事实上，失意者的失意感很可能主要是源于缺乏行动的机会，而失意感最深重的就是那些才具与性情都足以过一种行动性生活，却为环境所囿，只能在闲散中虚耗人生的人。要不是这样，你又怎样解释以下这件令人惊讶的事实：列宁、托洛茨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大半辈子都只是在咖啡馆或会议中放言高论，却在一夕间变成他们时代最能干和最不知倦怠的行动人？99．成功的行动往往会带来自身的终结
信仰可以为行动组织好和装备好人的灵魂。以下这些特质都足以让人在任何行动领域坚定而无情地迈进：自信拥有唯一和独一真理，从不自疑；感觉自己受到一股神秘力量支持，不管这力量是上帝、命运还是历史法则；绝对相信自己的敌人是邪恶化身，必须予以粉碎；乐于泯灭自我和为义务献身。喜欢唱赞美诗的士兵、拓荒者、生意人和运动员都证明他们是令人生畏的。革命和民族主义的热忱具有相似效果：它们同样可以把无精打采、死气沉沉的人转化为战士和建造者。这也是落后停滞的国家想要现代化，群众运动绝不可少的另一个原因。
然而，“忠实信徒”特别适合行动生活，对一个群众运动来说有利也有弊。群众运动会打开宽广的行动领域，但也有可能反过来加速群众运动的结束。成功的行动往往会带来自身的终结。它会让所有精力与热情得到宣泄，变得干涸。这时候，信仰与神圣伟业不会再是最高目的，而变成只是行动机器的润滑剂。另外，“忠实信徒”会因为所作所为无不成功而获得自信，因而与“自我”和“现在”取得和解。他不会再视救赎端赖把自己掩埋在一个集体和化身为一颗没有意志、判断和责任的粒子。他会在行动中寻求救赎，以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和优秀。虽然行动不能带给他自我实现，但他却期待从中找到存在的理由。埋头于行动的人往往是最缺乏宗教性格、革命性格和沙文主义性格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之所以社会稳定、政治和宗教上宽容，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富于行动的意志、技巧和机会。在他们，行动取代了群众运动的作用。
当然，有一种危险是始终存在的：严重的经济萧条和打败仗带来的失意感如此强烈，以致任何群众运动都会发现，摆在它们前面的发展机会是现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处境，部分原因正在于一个以行动能力知名的民族因为战败而变得无可作为。希特勒给了他们一个群众运动。但更重要的，是他为他们开启了狂热、无休止、规模壮阔地行动的无限机会。这就怪不得德国人会把他奉若救世主。
猜疑
100.群众运动广泛使用猜疑作为一种统治机制
上文谈过，失意者的心灵会分泌腐蚀性黏液，其成分虽然主要是恐惧和恶意，却能发挥神奇的黏合作用，把不满的人结合为一个紧密的集体。猜疑也是这种腐蚀性黏液的成分之一，但它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团结的催化剂。
因为深谙自己的瑕疵与缺点，失意者对别人的歹意与恶念总是特别眼尖。一个有自卑感的人特别容易看出别人的短处。如果别人身上有我们自己竭力隐藏的那种瑕疵，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去加以揭发。所以，当一群失意者因一个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时，总是会弥漫出强烈的猜疑气氛。值得惊异的是这种同侪间病态的互不信任不但不会带来分裂，反而会带来强固性。这是因为知道自己被持续监视，群体中每一个成员会热烈遵守行为与思想守则，以避免受到猜疑。因之，互相猜疑对维持严格正统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热烈的信仰。
群众运动广泛使用猜疑作为一种统治机制。纳粹让它的各级党员总是感到自己处于监视之下，让他们总是处于不安与恐惧状态。①害怕邻人、亲人甚至亲属，看来是所有群众运动内部的铁律。时不时都会有无辜者被指控和被牺牲，其目的是让猜疑的气氛保持蓬勃。敌人（每一个群众运动都少不了的那个假想魔鬼）是无处不在的。他会在信徒的内外部署阴谋。他借异议分子之口说话，援引偏差分子做助手。如果群众运动内部出了什么状况，一定是他干的好事。所以，猜疑乃是“忠实信徒”的神圣义务。他必须随时保持警觉，让破坏者、间谍和叛徒无所遁形。
101.相互猜疑可以带来相互恐惧，后者会像一个铁环套那样把大家紧紧套在一起
团结性不是“忠实信徒”彼此间手足之爱的产物。“忠实信徒”忠诚的对象是整体（教会、党、国家），而不是同仁。只有在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社会，个人间的忠诚才有可能存在。一如亚伯拉罕不惜牺牲独子以证明他对耶和华的虔敬，狂热的纳粹或共产者都随时准备好牺牲亲属朋友，以表明他们对神圣伟业的忠贞不贰。新兴的群众运动把血缘和朋友关系视为一种会减损群体向心力的东西。集团成员间的相互猜疑不但不会影响集团的力一量，甚至几乎是这种力量的先决条件。“当有强烈信念和强烈激情的人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就会以猜疑互相监视，而力量也由此而产生。这是因为相互猜疑可以带来相互恐惧，而这种相互恐惧。会像一个铁环套那样把大家紧紧套在一起，不容谁逃逸，同时也会在他们软弱的时刻撑着他们。”①
狂热的群众运动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所鼓励的自我牺牲，也包含着道德感上的牺牲。诚如蒙田所说：“我们的热情在附和我们仇恨、残忍、野心、贪婪、诽谤和叛变这些倾向上，表现优异。”②
团结的效应
102.“忠实信徒”永远不会觉得完整，永远不会觉得安全
完全的团结一致往往会让那些促成团结的心理倾向与态度趋于炽烈。上文已经谈过团结一致可以强化仇恨性（第77节）和模仿性（第82节）。相同的，完全融于集体中的个人，也会比他处在准皈信状态时更轻信和更服从。尽管一个群众运动的领袖总是会想尽办法维持信徒仇恨的热度，鼓励模仿、轻信和服从，但即使没有领袖的操弄，单靠一个群众运动的团结一致性本身，也足以激化当初作为团结催化剂的那些心性。
这乍看是很费解的，但却自有道理。先前我们谈过，大部分可以催化团结的因素，都是让信徒产生失意者的心理倾向，也就是一种厌恶、疏离自我的倾向。然而，一旦完全同化到一个紧密集体里以后，“忠实信徒”不会再有失意感。他已经得到了新的身份和新的生活。他自视为被拣选者，受到一些无敌的力量所支撑和保护，注定要封土称王。他的心灵状态截然有别于失意的人。尽管如此，他的内在紧张与不安全感不但一点不会减少，反而更加炽烈。
这是怎么回事？
团结化是一个减损的过程多于增益的过程。为了同化到一个集体中，个人必须剥去他的个体特殊性。他会失去自由选择和独立判断的权力。很多他的自然性向和冲动都要加以压抑或钝化。这些都是减损。至于那些看起来是增益的成分（如信仰、希望、自负和信心），其源头都是消极性的。“忠实信徒”的欢欣并不是来自力量与智慧的储积，而是出于一种解脱感：他从自主生活无意义的重担中解脱出来了。“我们德国人好幸福。我们不用扛自由的担子。”①这是一个年轻纳粹党员战前所说的话。他的快乐和刚毅来自他不用再当自己。任何对他自我的攻击都伤不了他分毫。他在面对死敌折磨或艰难困境时表现的坚忍力量，要比一般人大得多。但他的这种顽强性依赖于那条把他跟集体联系在一起的生命线。只要他感觉自己是集体的一部分一天，他就不可摧毁，拥有不死之身。换言之，他的所有激情与狂热都是簇聚在上述的生命线四周。他对完全融人集体的渴望比失意者逃离自我的渴望还要强烈。失意者还有一个选择：他想找到新生活，不只可以通过成为一个集体的一部分，还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或全心全意投入某种事业。但已完全融入集体中的人别无选择。他必须攀附着集体，否则就会像落叶一样凋谢和褪色。被革教的僧侣、被开除的共产党员和叛国的沙文主义者是否有可能找回自主个人所拥有的那种平静心灵，令人怀疑。他们都是不能过独立生活的，必须拥抱一件新的大业和依附到一个新的集体。“忠实信徒”永远不会觉得完整，永远不会觉得安全。
103.献身乃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群众运动用什么手段来强化和维系其依附者的不完整感，值得一提。其中一个手段是把教条提高到理性之上，这样，个人智慧就没有用武之地。另一手段是通过经济集权和故意使生活必需品稀少，让个人产生经济依赖。拥挤的居住或生活空间可以让人少些独立性，逼使每个人每天参与公共活动亦有相同功能。对文学、艺术、音乐和科学强力审查，可让即使有创造力的人也无法过上自足的生活。教诲信徒向教会、党、国家、领袖或信条献身，亦可以强化个人的不完整感，因为献身乃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所以，即使是本来自足的人，身处一个群众运动，也会被塑造得不完整和具有依赖性。虽然没有失意感或悲愤，他们还是会显示出那些渴望在一个集体中摆脱自我的人的特质。